秘密会面、耳语威胁和神秘电话——随着中国对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行动转至“台面下”进行，香港公民团体正被当局的报复阴影全面笼罩。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拥有许多极为活跃的公民团体，过往，这些团体可以直言不讳地表达意见，并成为维权运动、工会动员和公民不服从行动的关键组织。
北京为镇压异议而于2020年实施的香港国安法导致相关团体陷入严重困境，这类组织成员非常担心其工作可能被列为犯罪行为。
迄今为止，超过50个专研劳工、教育等问题的公民社会团体已宣布终止营运，或在相关人士被捕后被迫关门大吉。
法新社采访的5名知情人士透露，上述组织之所以主动关闭，大多是因为员工事前受到暗中威胁或恐吓。
报导指，相关警告通常由所谓“中间人”透过电话和讯息发出，这些中间人会在对话中透露他们对警告对象的个人生活了若指掌，也有些中间人会以面对面方式提出警告。
经验丰富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马里奥（Mario，化名）表示，去年夏天，他的多名同事曾从中间人那里收到令人不安的警告。
马里奥指出，中间人“会告诉你不同版本的故事，但到了某个时刻，所有谈话都会得出相同结论：你们必须关门”。
在中间人首次联络后的1个月，马里奥所属组织随即宣告关闭。
“国安法”模糊不清的用语，加上中间人突如其来的警告，让马里奥这样的人感觉他们面临的长期监禁威胁变得极度真实。
马里奥说：“过去30年里公民社会中发生的每件正常事情，现在都可能遭到政治报复。”
目前关闭的组织包括香港最大工会、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香港办事处，以及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简称支联会）。以往支联会每年都会举办守夜活动，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受害者。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先前屡次否认港府蓄意打压公民团体，并坚称“我们尊重公民社会”。
共产党及其香港联络处则公开指责部分公民团体违法，还称这些组织倒闭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据报导，事实上，北京透过中间人私下传递讯息的做法早已行之有年。
北京主要透过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发挥影响力。近年来中联办的谘询功能日益重要，有时该单位也会召唤香港政界人士前往听取中国官员的简报。
涉嫌违反国安法而遭通缉、目前流亡澳洲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Ted Hui）表示，北京一向偏好透过“中间人”，来对付反对派人士。
他说，直到2019年香港民主示威运动爆发前一年，这类会面都很常见，其目的主要是为当局收集决策情报。
“不过，国安法颁布后，它变成一种恐吓手段…他们可以暗中派出中间人，传达政府不能公开传达的讯息。”
截至目前，香港已有160多人因国安法被捕，其中多数是反对派政治人物、记者，以及维权人士。除此之外，耳语威胁也一直是关闭异议组织的有效工具。
一名维权人士康尼（Connie）说，她接到一通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威胁她在某个期限前退出组织，“我们都太缺乏经验，以致于许多人都在威胁下决定解散团体”。
另名维权人士也说，自己收到一封冒充朋友所发的简讯，警告他可能被捕，“如果那些大型组织…都无法幸免，我们又怎么可能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