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外婆的存在，在我童年，一家人日子过得虽清贫，但心里很稳当。
1960年代初，天灾加人祸，大饥荒来了，人们开始笼罩在恐慌的气氛中。外婆一生经过许多苦难，她不屑地对我们说：“人到世上不是享福的，是来还债的。苦日子既然躲不了，我们就笑着过。”十岁的我听不懂其中的意思，但这句话还是记住了。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下册第563页记载，当时社会上的真实状况是：“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为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当时我尚年幼，除了常感到饥饿，对社会形势并不知情，偶有饿死人或某地方有“人相食”的传闻，只是大人间口中相传而已。我虽未曾亲见路边饿殍，但的确看到，包括外婆在内，不少人由于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的，也常常看到街头巷尾来自外地或乡下的乞讨难民。
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路上见到一位白发老人，在垃圾箱中寻吃的，回家告诉了外婆，她从家里盛了一碗稀粥让我赶紧送去。看到老人感激眼神，我很开心。那几年，虽然粮食已开始配给，买米除了货币，还得有粮票，我们家人也常吃不饱，但这一碗粥让我懂得了“与人为善”的内涵。
我们姐弟三个都在长身体阶段，外婆怕饿着我们，她总让我们先吃，最后她吃些剩饭菜就打发了一顿。到了1961年，粮食供给越来越少，大家都吃不饱，开始有了粮荒的威胁。
外婆想了许多办法，不让我们挨饿。她有时带我去菜市场，一人拎一个四角篮子，专拣那些黄烂的菜叶，只花几分钱，可以满载而归。外婆一手拎一个篮，迈着小脚，踩着石子路，欢快回家。我有时也抢着拎，外婆说：“你长个子了，不能累坏的。”
回家后，外婆将黄烂菜叶洗净煮上一大锅，没有豆油，就放便宜的腥气十足的羊子油，再放些许盐，能让我们姐弟吃个饱。
除此之外，外婆还会让我们换换口味。寺街北濠河边上有几棵榆树，外婆让我陪她一起去采树叶。她用竹竿不停地敲树枝，那些青叶被打掉了下来，我在树下一片片捡起，不一会，能捡到一大袋子。
外婆回家后用清水将榆树叶洗干净，切碎撒上盐，用手搅拌，再撒些不多的面粉，然后捏成一个个榆树叶团子，放进笼格里蒸。不一会榆树叶清香四溢，嚼一口团子，有点涩，但尚能咽下，主要是可以填饱肚子。
野菜吃多了，屎拉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后来见了野菜不敢吃了。
从那时候，我体会到了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胃里并不是锐利的痛感，而是那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
到了学校，老师教“我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也唱不动。想想还是当年大食堂好，能管吃饱还不要钱，那真是“共产主义”，可惜是没有办长。
即便是榆树叶团子，这样不能被称之为食物的食物，外婆也很少能够吃到嘴里，她首先想到的是我们三个孩子。记得她一度小脚常浮肿，皮肤会呈现出吓人的青紫色，手指按上去，立马是一个很久不会回复原貌的深坑。我那时真的不懂事，不知道外婆已经有病，肚子饿了熬不住，就会拉拉外婆说：“我饿，我饿。”
在大饥荒的少年时代，记忆中除了榆树叶的青涩味、羊子油的腥气味外，还有一个味，也是今生不能忘的。在姐弟三人中，外婆最宠我。外婆有个习惯，所有吃的，于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均分制，但偶尔也会对我有一点点偏心，买个甜烧饼什么的。
每月姨妈会准时从外地寄伍元生活费给外婆，我只要听到邮递员在大门外叫：“沈琪芳，盖章”的喊声，就会迅速从外婆枕头下，抢先拿出一枚她的方型木刻小图章，一溜烟递给邮递员，然后再将盖了章的汇单送到外婆手上。
这是我最爱干的事，因为我知道外婆又要给我打牙祭了。拿到汇单后，外婆会拉起我小手，去十字街邮电局取钱。回家路过寺街的烧饼店，总会给我买一只甜烧饼。那个刚出炉的烧饼，脆酥香甜，百吃不厌，是我吃过的最美味食物，毕生未忘，至今仍好这一口。
（摘自王其康著《岁月有我》，中华文献出版社202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