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二十一岁时第一次拍了彩色照片，照片却没能洗印，只留下一个照相馆装底片的小纸袋，上面有父亲附加的字：
“新照彩色片一卷，全失败，真可惜。
可能：
（一）照相馆将胶布没有贴紧。
（二）照相馆替倒卷时露光。
（三）胶卷过期失效。”
小纸袋夹进旧书一晃四十年，它在这个多霾的冬天偶然滑落出来，激活了我对那次拍照的记忆。
1974年4月，我父亲结束了自1967年11月以来的监禁，他被“中央专案第三办公室”审查告一段落，可以回家了。那时我下乡已经五年，得知消息很兴奋，立刻请假从内蒙古边疆赶回北京。我的处境能否因父亲的“解放”而有所改善？幻想很多。但看到的父亲却并没有被“彻底平反”，他的工作也没有恢复。他说他自己“仍然是半自由的犯人”，这自嘲道出的实情让我几近绝望。他讲述狱中情景总会犹豫着压低声音先说一句：“我出来时，他们说，我如果讲这些，那就会再进去”，空气在他的声音中陡然凝结，我害怕得要命。
不过1974年的社会生活比起抓捕父亲的那一年1967年来是宽松了些，比起我下乡的那一年1969年来也是丰富了些。比如，市面上已有售彩色胶卷，彩色照片悄然走进了生活。当时彩卷都是进口，价格昂贵，洗印的费用也很高。但在我为期十二天的探亲假快要结束准备返回内蒙时，父亲还是买了一卷，装进了狱方发还给他的那架莱卡照相机。他向心事沉沉打不起精神的我提议外出去拍彩色照片。
四月里北京的郊外风景如画，可父亲还是带着我到拥挤的天安门广场去了。那天阳光明媚，天的颜色湛蓝。父亲的兴致很高，说好天气一定能照出好照片。天安门前的游客比肩接踵，挤来挤去，都要占据最好的角度拍照。我挤不上去，被父亲急躁地推入了拥挤的人群。他大声让我坚持住，不要把位置让人。我硬着头皮与一排对着镜头的人挤着站好，只见父亲举起照相机，却又忽然停了下来。他高声命令我脱掉外衣只穿毛衣拍照，这很意外。当时，视野内广场人海一片蓝、灰和草绿色，外穿毛衣会很扎眼。使我加倍为难的是，脱掉外衣如此引人注目，我的毛衣却既不美观又不合体，是自己用旧毛线头儿拼织的，多色的宽条和窄条根本不成图案。
太阳晒得父亲满面通红，他在拥挤和喧嚣中固执地向我喊话，催促我脱掉外衣。他强调这次用的是彩色胶卷，最重要的就是色彩，所以要把毛衣露出来。我却打断他，厌烦地把话喊了回去：“快照吧，别人都等呢！”在僵持之中父亲终于暴跳如雷，他跺着脚指责我就连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激动地连说带骂，引来了围观。
那时天安门前的警戒远比现在松弛，我和挥着照相机大喊大叫的父亲被团团围住，竟没有执勤的警察过来干涉。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为求事态结束，我只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了兵团的“垦服”，把花色驳杂的破旧毛衣露了出来。父亲举起照相机，手因暴怒而仍在发抖，他淌着大汗，努力克制着手抖，一遍遍地对焦并让我“笑一下”，直到我抹去眼泪勉强地配合了他。
我没有惦记那次拍照的结果，过了八个月，它才在我的遗忘中揭晓。年底，我在内蒙边疆收到了父亲的信，内中夹有本文开篇时提到的那个带字的小纸袋。那三点关于拍片失败的分析工工整整，传达出他对那次极为重视的拍照的深深失望。我忽然一阵难过。意外的是小底片袋中还有一张小小的画片，就像今天一张银行卡那样的大小，是从一种1975年袖珍日历小本儿上撕下来的封面。那种小本儿没印毛像，在当时也算有些新意。父亲用小小的封面当作新年贺卡寄给了我。
画面是花样滑冰少年运动员的双人造型，身穿艳丽红色裙装的两个女孩，蹲姿的张开双臂，立姿的高抬美腿，确是严酷年月里少有的美图。我翻看背面，还有父亲的字：“赠给小棣，新年好。74，12，23早朝6时半”。
记得我读信的时候窗外白雪飘飞，1975年的元旦在朦胧的希望中马上就要到了。
现在看见小纸袋和小贺卡，我又想起了我的父亲。我已理解天安门广场上气急败坏坚持让我脱掉外衣的他，也已谅解他要拍出色彩的固执和专横了。我发现巧合的是：1974年12月23日父亲在贺卡上写了贺词，十年后1984年的那一天，正是他病逝的日子。
我又想起了父亲为我拍照时用的那架在审查中被抄走又被发还的莱卡照相机，它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983年的夏天里，在他在北戴河疗养期间不慎丢失了。于是父亲在1984年春花初放的时节里几经挑选，笑称“狠了狠心”又买了一架尼康照相机。可就在当年的冬天，崭新的尼康照相机里装上的第一卷彩色胶片还没有照完，他就病来不治不幸去世了。
未成像的彩卷和未用完的彩卷都留下了遗憾，但我更遗憾的是，我父亲没有任何文字记述他自己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遭遇。在他这个完全有写作能力的人遗留的文字中，有向北戴河海滨派出所报告莱卡照相机丢失过程的留稿，非常详细，却没有一篇七年监狱生活的回忆！想起当年他压低声音对我说的话“我出来的时候，他们说，我如果讲这些，那就会再进去”，我感到悲痛。因为，年轻时的我只会尽量理解那些所谓的斗争和运动，从未有过理解力去理解一个被无辜关押的人。我从未分担过他的恐惧和忧愁，也根本没有勇气倾听他那些断断续续的沉重的讲述。我成长得那么缓慢，缓慢得未能在我父亲生前表达我对他的理解和同情。
只是现在，在这么多年以后，我才懂得了那些讲述的重要以及记录它们的责任。我若不以关怀之情对待那些口述，还指望谁会去保存它？可惜，我父亲去世已经三十年，他的讲述在我记忆中凌乱地残留，无以核对，再也无法写成严谨的纪实文章了。
2014.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