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知青岁月里，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
农村插队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从天而降，它像一阵险恶的风浪，把我这只小船冲到了暗礁林立的险滩。人身自由瞬间被封闭在令人窒息的反动标语案件之中。
那天中午，有几个学生在杨家山小学楼上的教室玩耍，突然发现教室的黑板上五个赫然大字：“打倒xxx”。
这可是惊天大案，震惊全县。县革委会将此案定为一号重大反革命案件，立马由县武装部组织了专案组，当天下午就赶赴杨家山现场，与公社大队干部一起，立即展开工作。
县革委会要求专案组一周内务必破案，为了完成任务，专案组速战速决，只经过一下午的初步调查，就确定我是重大嫌疑人，其理由有三：一是有作案动机，我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被批斗靠边站，因此怀恨在心；二是有作案条件，住在学校楼上，夜深人静时，作案十分方便；三是我的住房进出必须经过黑板前，事发当天是星期日，我上午出门几趟，为何对黑板上的反动标语视而不见？笔迹虽然不象我的，但是可以伪装。
专案组得出上述结论后，趁热打铁，连夜对我进行审讯。
那天白天，我在田间劳动了十多个小时，累得浑身散了架，收工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我饥肠辘辘，盛了一大碗的剩饭，挖了二勺红剁椒，饥不择食地吃起来。狼吞虎咽过后，洗去泥土和汗水，往床上一瘫，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打开门一看是村里民兵队长。他急切地对我说：“有急事，快，跟我走！”
夜沉沉，野茫茫，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夜幕笼罩着山村，月亮躲在乌云里，只有遥远且微弱的星光在云层中若隐若现，整个杨家山村象死一样的寂静。
来到生产队部，看到大门外停着几辆摩托车。民兵队长推开一间房门对我说：“进去吧”。我惴惴不安地走进房间，映入我眼帘的是墙上刚贴上去的一幅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墙边放着一张桌子，中间正襟危坐着一位矮个子，旁边坐着一位大胡子和一位小白脸。
看到我进来，矮个子满脸严肃地问我：“你是吴景勤？”我点点头。“你知道有人在学校黑板上写反动标语吗？我们是破案的专案组，找你了解情况，希望你如实回答。”
我一大早就出工干活去了，田间劳动时听到大家议论反动标语的事情，但万万没想到它会与我有关。我心中惶惶，忐忑不安。
矮个子并没有一上来就杀气腾腾，他态度还算平和，好像还和我套近乎，说我父亲是他的老朋友，眼睛却盯着我手上戴的手表。
这是父亲戴了几十年的一块旧手表，插队临行时母亲拿给我的。
矮子把我的手表要过去拿在手上，一边看看听听，一边阴阳怪气地说：“蛮神气吗，带着手表来接受再教育，应该给贫下中农也戴戴。”
然后内行似地告诉我说，这块手表是“细机”。虽然他说的“细机”我一点不懂，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与我聊什么“粗机细机”，
但他的态度似乎打消了我的一些疑虑和惶恐，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对我进行非常审讯的开场锣鼓。
接下来，矮子看似随意地询问我，是不是常常看书？看些什么书？我老老实实顺着他的提问一一回答。见我一步步被带进了挖好的坑，他话锋一转，口气骤然严厉得让我惊骇，他连珠炮似地大声质问我：你是不是因为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而心里痛恨毛主席？你昨天上午多次经过黑板前，为何没有看见黑板上写的反动标语？
我的心剧烈地震动了一下，这才醒悟过来——前面的所有对话都不过是他为审讯所做的铺垫。
此刻，我深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脑海里闪过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对于矮子的审问，我全部予以了否认，我的理直气壮，使矮子感到伤了自尊，再也没有了耐心，刹那间爆发出雷霆之怒。此刻，我在他面前已经不是一名知识青年，而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
他凶像毕露，嗓门变成了铜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老实交代，否则死路一条！”
旁边的大胡子也恶狠狠地帮腔：“你犯了这等罪行，还拒不交待，看来你是想到牢房里去呆上几十年！”
我瞬间石化，好像无数面大大小小的鼓在胸中咚咚咚乱敲。面对严厉的审讯，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我无言以对！
虽然用坚强不屈、无所畏惧来形容那时的我，太过夸张，但是当时我的表现的确出奇的镇静。我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没做的事，决不能承认，一定要挺住，千万别被他们吓倒。任凭他们威逼利诱，我半个字都没有吐出。
我的沉默，大概让矮子以为是他的威力起到了效果，就把嗓音稍稍降低了一点，态度口吻却依然是象训斥反革命：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标语肯定是你写的，你好好想想，为什么要写反动标语，谁指使你写的，想好了写在纸上，老老实实交待清楚。如果不老实交待，连你父亲也一起进牢房。
矮子说完带着专案组的人离开了审讯室，把我一人锁在里面写交待。此时，我不知道是深夜几点，看看手表，这才发现，手表给矮子拿走了。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心里一片空白，脑袋一阵阵痛得像要炸裂，好象堕入了万丈深渊，趴在桌子上昏昏沉沉睡觉了。
一阵开门声将我惊醒，我抬起头，看见窗外的太阳己升起一丈多高。
经过一夜的煎熬，交待书还是白纸一张。
专案组又开始继续对我进行审问，审问方式、程序、问话，完全是昨天的重复。
我依然是一句未说，一字未写。
为了让我尽快承认，专案组决定增加压力，将我押往大队部审问。
他们把我带上摩托车，十几分钟后来到大队部，将我关进大队办公室。为了监视我，晚上大胡子和我睡一张床。昏暗的灯光下，他坐在被窝的另一头，无聊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指头灼得焦黄，整个房间笼罩在呛人的浓浓的烟雾中。
当年我年仅十几岁，准确说还是少年，经过二天如此高压的审讯，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竟然没有流过一滴泪。
此刻，躺在被窝里的我，想到自己无辜地成了反革命，马上就要投入大牢，身陷囹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生怕被大胡子看见，把头藏进被窝里，无声地擦拭着眼泪。
不知是一整天的审问使我精神高度紧张，还是过度疲劳，我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昏乱的大脑出现了幻像，持着长枪的武装大汉将我带上手铐，押到山岩上，突然将我推下悬崖，
我哇地一声大叫，从恶梦中惊醒，大胡子呼地一下坐起来，大声呵斥我：“干啥？”我擦着惺忪的眼睛，喃喃地说：做梦！
恶梦将我惊醒，却惊不走我心头的恐惧和孤独。
我再也睡不着了，心想，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居然就给我定罪，根本不允许我申辩讲理，这简直就是栽赃！凭什么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真相也许会迟到，但决不会缺席。
就在专案组决定第二天将我押往县城，宣布案件告破，给我定罪之时，案情出现了重大转机。
专案组接到上级通知，福建破获了一起“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案件，该组织有纲领、口号、经费和行动计划，主要任务是在福建、浙江、江西三省发展成员，开展活动。
扬家山一位甘姓富农也是主要成员。专案组接到通知后即刻控制了那位姓甘的，对他进行了审问。在他家里搜查到了救国军的军旗和标语。他已招供，黑板上的反动标语，是他指使儿子书写的。他儿子已到现场指证，其笔迹一模一样。
真相大白于天下。
作为蒙冤者的我，免遭了一次牢狱之灾，无疑，这是莫大的幸运。但经历了这一切，备受煎熬，那种痛彻心扉的压力和伤害，给我年少的心理，投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此事过去很长时间，每每想起，心里还阵阵作痛，隐隐后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几个大字，在我眼前久久挥之不去。这场飞来横祸无论从那个角度看，对于我来说都是至暗时刻。后来，我的遭遇在知青中流传，触动过无数人。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讲述这段故事我还依然感到不堪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