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安装成功
一、“文革”中的逍遥派
“文革”中既不参加造反派，又不参加保守派，这种人被称为“逍遥派”。那个年代大学既不上课，又不招收新生，“逍遥派”无事可干，可以天天睡大觉，回家探望父母，或到全国各地串联旅游，日子过得确实逍遥。
这是中国近百年大学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学生活，即使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当时一些大学搬到重庆、昆明、兰州等西南、西北城市，仍继续招生和上课。
逍遥派开始是极少数。随着“文革”运动长年累月的搞下去，武斗越演越烈，派性斗争风暴越刮越猛，局面越来越混乱，不少人逐渐失去耐心和信心，逍遥派也越来越多。
到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中央报刊接连发表文章，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知识分子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工宣队在学校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学生们连留作记念的子弹都上缴了。红卫兵叱咤风云的时代过去了，群众组织也自行解体。学生又都回到各自的班级参加“斗、批、改”（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大家逐渐对硝烟弥漫的“文革”运动产生了反感和厌倦，开始思考“文革”对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学生都走进了逍遥派的队伍。大家都希望早日结束这不正常的“学习”生活，踏上真正的人生征途。
我从“文革”后的第二年1967年下半年，随所参加的“战斗团”解体，就步入逍遥派的队伍。在如火如荼的武斗战火中，我和同年级的几个女生就溜出学校，乘某厂矿群众组织的宣传车到大凉山游玩。经峨边、甘洛、一直到昭觉。一路上青山叠翠，群峰起伏，在阳光下云雾升腾，原始森林令我们大饱眼福，心旷神怡。
那时正是初秋，早晚的山区还是有点冷，我记忆最深的两件事：一是彝族人晚上睡觉时抱着一只大公鸡取暖；二是山区的风很大常常将无数小石子吹到空中，形成一阵“枪林弹雨”打在身上还是很疼的。
后来我们系的女生还联合起来经常到杜甫草堂、望江公园、人民公园等风景区游玩、划船，并留下不少宝贵的摄影照片。在欢乐的时光消磨中，可以暂时忘记社会上的争斗，以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高声喧哗的高音喇叭。
二、“32111”式的生活
“文革”中四川石油部门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英雄集体“32111”钻井队。他们在油井突发井喷时，不怕牺牲，扑灭了大火，全队6人壮烈牺牲，21人光荣负伤，被石油工业部授予“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称号。
我们把百无聊赖的逍遥生活戏言为“32111”式的生活：“3”是每天三顿饭；“2”每天睡两次觉（中午和晚上）；“111”是每天一次小组政治学习，一场体育锻炼，晚饭后一次长时间散步。记得晚饭后三五成群的学生们就在校园里漫步，然后走出校门来到锦江边。江边尽是成群结队的学生。男生们还在江边比赛投掷鹅卵石，有一个男生力气特别大，把石头投过了七八十米宽的江面，而且飞上对岸马路上，弹起来打在街边木板房的板墙上，发出“砰砰”的响声，引来对岸居民的一顿臭骂。
还有学生在学校的包谷地里掰包谷，晚上用自制的“水乌龟”煮来吃。
有一姓廖的男生，经常在寝室走廊拉二胡。有时从男生宿舍经过，会听到优美的二胡琴声。有《二泉映月》《病中吟》等曲子，很能体现那时大家的心情，如怨如诉，如歌如吟的琴声令人遐思悠悠。该男生的二胡也越拉越好，因此大家称其为“廖二胡”。
在这种休闲的生活中，大家都长胖了。
面对不久就要来临的毕业分配，即将走上工作岗位，而专业知识还未学到多少，大家不禁着急起来。于是开始补习无线电方面的知识。班上专门组织同学找来书本，刻印出来大家使用。几乎人人开始动手安装收音机。我和几个同学相约到郊区的三瓦窑一个无线电商店买处理的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喇叭等元件。我还买了一个塑料外壳，有的同学是自己用三层板来做收音机外壳。
收音机装好了，调试技术不行，我们几个女生又到一个无线电系老师家中请教。经过反复调试，收到了不少节目信号，一番努力没有白费，大家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我安装的收音机一直没舍得丢，后来我当了老师，还用这个收音机作教具，给学生讲解无线电方面的知识。
在闲得无聊时，我开始练字，抄写古典诗词，这是以往没有时间做的事，这使我写字水平大为提高。成家后，老公对我写的字极为赞赏，我俩外出开会，填写各种表格，均由我出面签名、登记。我自认为写字水平一般，但终于有了一个粉丝。
有的女生心灵手巧，自己买布，裁剪，手工缝制衣服，我也尝试学了一下裁剪手艺。工作后有了缝纫机，我得以给女儿打了各种样式的衣服，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也是那段逍遥生活中的点滴收获之一。
三、“献忠心”活动
工宣队进校后，开展了“三忠于，四无限”，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忠心的活动。三忠于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学校首先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即每天早上和晚上，在毛主席画像前列队站立，诵读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为此每个寝室张贴毛主席像，搞“一片红”，门上，毛主席像上面都要贴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忠”字。这些“忠”字都由我们女生剪成，我们还用红纸剪毛主席头像，马恩列斯头像。
我还记得“晚汇报”分小组进行，我们小组在一个男生寝室集中，大家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边挥舞一边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一起诵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就结束了。
听说在专县的一些单位，在敬祝林副主席之后又加上了：敬祝周总理红满面！红光满面！敬祝江青同志永不生病！永不生病！大家听了，觉得挺好玩。那时我们对神圣的政治运动已经开始有点不虔诚了。
商店也进行“献忠心”活动。上街买东西，营业员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你要回一段语录，才把货物卖给你。听说一位老太婆上街打一斤酱油，营业员就对着她背了一段语录：“要节约闹革命。”老太太不明故理，就说：“那我只买半斤。”营业员不作解释，继续背：“要节约闹革命。”老太太说：“那我买二两吧。”营业员仍背：“要节约闹革命。”老太太终于忍不住发火了：“我买二两，还没有节约吗？”这是当时成都流传的一个真实笑话。
不久，我们听说东北地区开始流行“跳忠字舞”，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有要跳，甚至在有的火车站，旅客不跳忠字舞不准上车。我们正感到不可思议时，这股“跳忠字舞”的风很快就传到成都，刮进了学校。各班女生先学跳，然后教男生跳。我班5个女生，教27个男生跳。
12月26日毛主席75寿辰，早上全校在毛主席塑像前进行早请示，然后分系进行“忠字舞”会演。大家集中在大操场，列成整齐的队形，随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歌声翩翩起舞。上千学生以优美的舞姿“献忠心”，蔚为壮观。
“献忠心”活动还有一项就是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称最高指示）的发表。这些最新指示往往由中央电台在晚间8时播出，所以游行也往往在晚间进行。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中，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大家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宝书，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高呼：“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
开始几次大家还能满怀激情，一路高呼口号，唱语录歌，唱歌颂伟大领袖的歌，跳忠字舞。次数多了，大家就有点“疲”了，热情也低落了。记得一次广播中又号召大家上街欢呼“最高指示”的发表，应者寥寥。广播中反复动员之后，参与者仍不多，不得不在广播中亮出底牌：“同学们赶快来参加游行吧！报社记者已在校门外等了很久了，游行的报道明天要登报的。”为了顾及学校的颜面，大家终于纷纷走出了寝室，进行又一次欢呼行动。
四、感受爱情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面临即将毕业的我们，今后分配是到农村或是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前途难测。大家开始考虑今后的工作，前途，以及自己的另一半在哪里，这个时候爱情也就不期而至了。
女生交男朋友的多起来，有少数是公开的，多数则是搞地下活动，只有几个好朋友知道。还出现因第三者介入，两男生为一女生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一架。这件事情成为大家散步时的谈资。一位同学点评道：“情场风波”，另一同学马上接上：“醋海狂涛”，居然成了一付绝妙的对子，于是大家大笑不止。
我和李秉铎相爱是一种缘份。我们都是重庆人，考入川大物理系后分在同一个班，同一个小组里，我担任数学课代表，他是物理课代表。“文革”中我们分属不同的群众组织，因而很少来往和交谈。
1967年“5.19”中和场武斗中我和许多同学被对立派抓走，成了俘虏，秉铎曾参加抢救行动，结果身陷包围，差点命丧沙场。结婚后秉铎告诉我，当时他一门心思想救我，所以一直冲锋在前。他也感到奇怪，为什么脑海中只有我的形象，没有想到其他同学。细细想来，才发现自己已悄悄喜欢上这个女生了，“存在决定意识”嘛。但是有贼心无贼胆，不敢公开表露出来，只有心中暗恋了。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我和秉铎，还有一位女同学一起回重庆，在火车上开始摆谈了一下。我们三人一起到北温泉游玩，然后到西师秉铎家住了一宿，那是我第一次进他的家门。过了几天，他居然用才学会的初级骑车技术，从北碚骑自行车跌跌撞撞赶了九十多里路到学田湾，找到我家来看我。我们开始来往起来。
我们都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有一手好书法，文革初因单位一位转业军人结婚，他去帮忙写了一副字“军民团结一家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被说成是纂改毛主席语录“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因而被揪出来游街，并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直被挂着未“解放”。秉铎的父亲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我们可谓应了“门当户对”的古训。这至少使我们在生活习惯方面有不少共同点，省去了同化改造的过程。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中我慢慢体会到这句古训包含的丰富内涵。
为了防止被人发现，我们总是晚上约会，教学楼边的树丛，望江公园的竹林，望江小学的教室都是见面的地方。总之，哪里人少往哪里走，哪里黑暗往哪里钻。就像诗人顾城所写的：“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次约会时，他要求和我握一下手，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我问他有什么感觉，他说：“是一只又小、又软、又温暖的手。”我则感到他的手是一只又宽、又硬的手。
我们在一起谈各自的家庭，谈对“文革”中各种现象的认识，谈古今中外的故事，谈诗词，猜谜语。在“黑夜”中寻找光明，寻找生活中的乐趣。在消极、枯燥的生活中寻找激情，得到继续航行的动力。
一次晚间在理科大楼后面漫步时，终于被同班的几个男生遇见而曝光，“地下活动”也就转变为“公开活动”了。我们俩结束“潜伏期”，大白天一起上了一次街，第一次有男生请我吃饭，秉铎大方地点了好几样菜，我们都未能吃完。不过这一次他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从此我被“套牢”，为他做了几十年的饭。
1970年我们赴军垦农场劳动，随后不久按照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分配原则：“远分双，近分病，不远不近分光棍”，我们被分配到贵州工作，结束了逍遥的生活。离开学校后，首批工农兵大学生随后就昂首阔步跨进大学校门。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有意思的是：八年后秉铎又重新考回四川大学进修，那时已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在校园里他遇见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正是风水轮流转，大学里又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2009年12月于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