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俗话说“七八九，厌似狗”，我五六岁就淘气得出奇，令大人们厌恶的不行。母亲是姥姥最小的女儿，我又是姥姥最小的外孙。那时，父亲在绥远城上班，母亲在丰镇卫生院当护士。他们都顾不上管我，每天全凭姥姥照料我。姥姥年近七旬才得到我这个外孙，如获至宝，宠爱得不得了。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要星星不敢摘月亮。因此养成了我任性的性格，这种任性的性格坑害了我一辈子。
1953年3月5日，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逝世，全中国犹如天崩地裂。那天晚上，母亲回家说起此事，我接话说：“斯大林死了，毛主席还没死呢！”这句话石破天惊，母亲和姥姥几乎同时上来捂我的嘴，但为时已晚。母亲当即出院查看，见四下无人才长出了一口气。那年我才四岁，此事足以说明，我生来就一身反骨；还可以警示执政者，政治思想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
儿时，我家正房台阶下面有个花池，夏季蜜蜂、蝴蝶很多。我无事时常常去抓蜜蜂、逮蝴蝶。我抓蜜蜂时很少被蜇，窍门是等到蜜蜂钻到花朵里面时，一下子把花朵合拢，然后小心翼翼地露出一个小孔。当蜜蜂钻出来时，用手捏住它的脑袋，轻轻地把蜜蜂的尾刺去除，就成了一只可以随意玩弄的蜜蜂。可是没多久，它就死了。
一天，我在竹筐下面扣了一泡屎，谎称里面有雀，让同伴伸进手去捉，自然他抓了满手的粪便。他哭着去找我的姥姥告状，姥姥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就连给猫灌烧酒、在院子里挖“闪闪窖”、把爆竹插在新鲜的屎橛子上点着，炸得屎点子横飞的事，我也干过。
我在丰镇顺城街小学读一年级时，学校厕所是土坯墙。男女厕所的牌子就钉在不太坚实土坯墙上，拔出来、钉进去都很容易。一日，我顿生邪念，把男女厕所的牌子对换了，想看看会发生啥事情。本校师生早已对那两块牌子熟视无睹，谁也没有注意到它们被人掉包，人们还是习惯地认门不认牌子。直至一个来开会的外校教师误入女厕、遭遇尴尬，才东窗事发。学校排查时，我被同学告发，遭到老师狠狠地训斥。
还有一次，班主任老师给我们讲黄继光用身体堵枪眼的故事。一个同学站起来问老师：“老师，黄继光为啥要拿心口去堵枪眼，他把衣服裤儿脱下来卷成一团不就堵上了吗？”老师无话可说。我又站起来问：“如果撅起屁股，拿屁股去堵枪眼，就不丢命了！”老师气的脸都青了，我们两个较真的小屁孩被罚站一堂课。
一天，课间休息实在没得耍了，我提议同学们搞竞赛，看谁能把脑袋钻到课桌里去。我带头示范，因为脑袋小，挺争气，一下就钻进去了。谁知鼻子是个斜坡，好进难出。同学们正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时，上课铃响了，班主任夹着教案走了进来。班长向班主任建议，毁坏桌子救我。班主任说，桌子是公共财产，不能破坏。唯一的办法就是找把锯子从我的脖根锯断。我吓得哇哇大哭，后来班主任叫来了木匠，用木头排（bài）楔子使劲撑开，脑袋才算拔了出来。
1957年春，我随母工作调动来到呼和浩特，转学至中山西路小学读书。一天下午上图画课，是实物写生，老师从衣服兜里掏出一个苹果，放在讲台上，然后转过身去，在黑板上以苹果作对象，示范地画起来。那时，我坐在第一排，突然站起来，蹑手蹑足地走过去。伸手从讲台上抓起那个苹果，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然后轻轻把苹果放回讲桌，把被我咬过的那面对着大家，同学们窃笑不已。
老师在黑板上画好苹果，转过身来，问大家：“同学们，你们对比看看，我这个苹果画得像不像？”
大家都在下面异口同声地说：“不像！”
“哪里不像？你们说说看！”老师一脸的惊诧。
有个同学站起来对老师说：“黑板上画的苹果是圆的，讲台上的苹果已经不圆了。”
老师拿起讲台上的苹果一看，大吃一惊，不知何时何地，苹果被何人咬掉了一大块。
看到老师惊诧的表情，教室里顿时一片哄堂大笑，同学们笑得七倒八歪的。
等同学们笑够了，老师轻轻地叹口气，严肃而无奈地对我们说：“同学们，我虽然是个右派分子，你们可以批判我，监督我，但是，我毕竟还在给你们上课，在向你们传授知识，你们可以不尊重我，但不能不尊重知识啊。”
老师的一席话，让我们这些毛头小孩面有惭色，刚刚从那恶作剧里获得的那么一点点可怜的愉悦随之消失净尽。不过他没有追究是谁啃了那个苹果。
1958年消灭四害时，学校让每个同学交五根老鼠尾巴，我凑不够，后来发现家里的胡萝卜干朽了，根须很长，很像老鼠尾巴，我就混到里面交给班长了。班主任老师发现后追问我，我吞吞吐吐，不肯认错。老师很生气，她说：“你幸亏岁数小，如果稍微再大些，右派分子你是当定了。”但我把死小鸡的脚剪下充当麻雀的脚，居然蒙混过了关！
那时，我们院里有个男孩和我同岁，每天遭继母的打骂。只要那位司机叔叔一出车，继母就把他关在汽车库里狠狠地修理。继母不在他的脸上下手，只用炉钩子、火铲子在身上打，或者用手在身上乱拧。那个孩子身上的伤痕从来没有断过，但他不敢告诉父亲，怕招致更凶恶的报复。后妈的心似蛇蝎，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位凶残的女人。
一天，我给妹妹倒屎尿。趁人不备，把一便盆的屎尿扬进了她家炭仓仓的小口里。那天，那个女人做饭时，端簸箕撮炭，手伸进去抓了一把屎，气急败坏地大骂，人们都掩嘴而笑，乐不可支。
后来，母亲知道了此事是我干的，于是和姥姥设计打我。那时，母亲肚里正怀着小妹妹丽珍，怕我挣扎时伤着肚里的孩子，于是让姥姥抱住我，由她来打。那时，我已经11岁了，她俩也没有多大的力气，所以没起多大的作用。记得那时母亲经常责怪姥姥：“这孩子算毁在你的手里了，将来长大非让政府枪崩了不可！”
我列举以上事实是为了说明，我生性顽劣是与生俱来的。及至成年，我依旧顽劣成性。可见，“三岁看大、七岁至老”不是一句空话。
我在电建公司土建工地木工班时，有个呼和浩特大学毕业的周麻子。呼和浩特大学是大跃进的产物，1958年开办，1960年就关门了。周麻子是文革的积极分子，仗着自己出身好，多少有点文化，趾高气扬。写大字报、参加批斗、搜集人的资料、构陷人的罪状，各种坏事都落不下他。师傅们很讨厌他，然而又拿他没办法。
那时，木工每人每天有一毛二的工具费，用来买锯条、刨刃、钢锉、油石。周麻子每次刚锉完锯齿，只要他不在，我拿起锯来就在钢筋上乱锯一通；他刚磨好刨刃，我也拿起他的刨子在水泥地上乱推。等他用时，锯齿凸得锯不成、刨刃钝得刨不成，他累得的汗爬流水，也搞不清原因，只是嘴里不干不净地在骂。
1974年，中共对我重新评价，认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推荐我赴内蒙古农业大学农机系深造。后来得以混入高级工程师行列。然而，我虽然上了大学，仍很粗俗拙劣，一不小心便流露出流氓无产者的本性。那年，我在物资处工作时，从电建二公司调来了一位助工名叫刘亮。一天，处长把一个女职员叫进办公室谈话，好半天没出来。刘亮突然想起来有个发文要找处长签字，问我处长在不在，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去推了推处长的门推不开，门从里面插得很紧。我对刘亮说：“处长办公室门头上有扇玻璃，你要不蹬个凳子站上去看看他在不？”刘亮听从我的建议，照此办理。他踩上凳子，探头朝里面一望，吓得魂飞魄散，脸色羞红地跳下地来，直骂我害他。我说：“你看见啥了？”他避而不答，只说：“要不你也上去看看！”我反问：“处长发现你了吗？”他说：“没有！”从此，刘亮对我耿耿于怀。前几天，他遇见我，还提及此事，我掩口而笑。
1986年，乌拉山电厂在建，我和电管局的几位同事前往检查工作。那时铁总尚未发迹（铁木尔和李鹏的爱子是华北电力大学的同班同学，后升任北方公司副总经理），一天晚上，我们去电厂洗澡，那时，电厂澡堂的地面非常湿滑，走路必须扶墙，否则就会摔个马趴。铁总把身上淋湿后，开始打肥皂。我乘其不备，慌忙用力士香皂在他身后的地面上磨擦。谁料想，铁总突然转过身来，发现我的举动，大骂：“老韩，你真是个圪泡！是不是爷今天不摔一跤，你不歇心？”其他几位同事见状都笑得前仰后合，都说，也只有老韩才能想得出这种损招！直到去年见面，铁总仍然不忘此事，大骂我曾经企图谋害革命领导干部。
直到退休，我仍然不是个省油的灯盏。前年，集团公司老干部处组织离退休老干部唱红歌。老干部处处长来电话通知我，我告诉他，我很想去，但是，在去的同时，贵处必须奉送本人如下物品：
1、仕奇西装一套；
2、耐克鞋一双；
3、皮尔卡丹男包一个；
4、劳力士手表一块。
还有，必须用宝马或奔驰来接我；唱完在新城宾馆吃宵夜，晚上让电力文工团的当红歌星来陪我睡觉。如果满足了以上条件，我一定去！
后来那位处长讪讪回答：“他娘的，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愿意去的，因为你从来不要求进步！”
有次，还有个哥们和我开玩笑：“这辈子，你与D组织无缘了。其实你各方面表现挺不错的，假如将来‘挂’了，我D可以追认你为D员。”我咬牙切齿地说：“谁敢追认爷为D员，爷做鬼都不饶恕他，让他天天晚上做噩梦！”
后记：
朋友说，阎锡山小时候顽皮，从狼窝掏得四只小崽，拴住后倒挂在村口的大树上，母狼跟踪找来报复，害的村民不敢出门。
小时候顽皮的人，好像长大后都很有出息。边塞凡人有诗云：
幼时顽劣大有成，
此生不做省油灯！
砍剁不烂铜豌豆，
嘻笑怒骂亦留名。
据说，有些坏是胎里带出来的。一次在公交车上，我听一个女孩骂一个男孩：“你是大流氓，从小就是流氓，你妈刚生你出来，你都不忘回头看一眼。”满车人哄堂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