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是六十年代马桥中学的优秀学生干部（团支部书记）。当年成绩远不如我的同学，有的当了县官，有的去了美国，而我却因社会关复杂、身背三座大山（大舅是大刀会堂长被枪毙，二哥是国民党青年军，三哥是“叛国投敌”劳动教养）而被学校清除。
本人原本是一张白纸，可以写最新的文字、画最美的画，可是因政审这道坎，当兵、招工、升学、当民师、做生产队会计都与我无缘。我沉没在庞杂的农民队伍里，并被农民踩在脚下，过着孤独、惆怅、被岐视，连遇到贫下中农的猪狗都要让道的生活。中学时老师上政治课，说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统帅，听起来如同吃木瓜不知其味，现在终于领教了。
毛时代的农村有个顺口溜：“宁跟八十岁手提包，不嫁十八岁扶犁梢。”贫下中农子女的婚姻价值观尚且如此，黑五类之家配偶就更难了。当时称黑五类子女嫁娶是“破床垫稻草、歪瓜配裂枣”，许多人家不得不换婚。我们这里有一个长相很漂亮的地主女儿，被大夏村治保主任夏世良霸占。地方共产党组织以“阶级路线不清”将夏开除出党，并撤销其职务。夏世良竟拿地主女儿出气，用剪刀戳穿她的手掌，逼得她寻死上吊。
我本人有幸从毛时代的十八层地狱里活了下来，并与一个同病相连的地主女儿结成夫妻，于是灾难又危及下一代。如今已是美国公民的女儿，幼时因吃不饱、穿不暖，常常闹病。
有一次发高烧，危在旦夕，夜黑风高，我怕病孩经不起风寒，就去三里外的医院请医生上门出诊。医生刚背上出诊箱，就遭到院长当头呵斥：“是谁让你出诊？不就是一个黑五类家的子女吗？有这么高贵？要死就让她死去，不准出诊！”
孩子命大没死，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心灵又遭受重创。她的童年如同卖火柴的小女孩，孤单、迷茫、凄凉，常常回家暗自流泪，又耐不住向父母发问：“为什么我就戴不上红领巾？”“为什么老师不骂别的小朋友，总是拿我出气？”每逢孩子这样问，我这个父亲就心如刀绞，恨不得写遗书自杀。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七期，2011-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