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8日晚7时多，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印制了五千份《最最最紧急呼吁》（通过同济大学印制，申请数为一万份），全文如下：
全体在上海进行革命串联的北京红卫兵战友们：
我们决定于九月二十日（明天）开展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十六条，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群众运动。请首都红卫兵战友们于九月二十日上午八时在人民广场集合，统一行动。可以事先带好“武器”，如主席语录、十六条及推子（理发工具）和剪刀等，如有困难，请向有关单位联系解决。欢迎其它各地红卫兵积极参加。
显然，这是一项准备在上海市中心采取集体行动的通知，尤其标树“大破四旧”及要求带上推子、剪刀等，更是明确告知了行动的内容。19日晚，南下兵团红卫兵二三十人为在南京路上占据制高点，来到国际饭店，因与饭店交涉借用广播未获同意，便大骂国际饭店是“帝国主义的乐园”，职工是“洋奴”后，悻悻而去。一场由南下兵团发动的街头造反行动即将爆发了。然而，第二天早晨（20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却在人民广场贴出布告，紧急宣布“统一行动”改期，理由是“各校来不及准备”；“因筹备国庆活动，人民广场不好借用”等。或许确因准备不周；或许还有更隐讳的秘密，总之，箭在弦上的事态骤然停息了，即一场即将发生的街头武斗终于向着“统一宣传日”的目标回归，只是北京红卫兵与国际饭店之间的颉颃仍在继续。
20日晚7时半，一卡车属南下兵团第四、第十四纵队的红卫兵到达国际饭店。他们利用安装在卡车上的两个喇叭，不断地向南京路上的行人广播：“国际饭店不许住外宾”，“不要见外宾就鼓掌，谁知是帝国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8时半左右，法国航空公司的人员到达国际饭店，北京红卫兵勒令“下车、下车”，并高喊：“在中国的土地上，洋奴为什么不能走路”。一戴臂章的红卫兵陡然上前拉开车门，指着外宾大骂。外宾“非常紧张，低着头，举着手，从人群中挤进饭店”。宴会完毕，因国际饭店门前仍挤满了人，“外宾看也不敢看，都从后门出去”的。
21日上午10时半左右，又一卡车北京红卫兵来到国际饭店。当一日本旅行团到达时，因领队机智地高呼“向红卫兵致敬！”、“毛主席万岁！”，日本旅行者也跟着喊，才没有惹出事端。至晚9时半，一百多名第四纵队的红卫兵继续围住国际饭店，高唱“鬼见愁”歌，并再次向饭店借用广播器材，一直闹到深夜。
22日下午，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在闸北区新中中学召开会议，正式部署第二天“南京路统一宣传日”的任务。上海一些中学的红卫兵也列席参加。例如上海时代中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回校后，即向全校发出通令：限令“黑六类”子弟“狗崽子”（此时的用语亦已“北京化”了）交出自行车，否则“要采取行动”；上交的自行车“由红卫兵总部调配”（损坏则由原车主负责）。据统计，当天即有“黑六类”子弟的七十余辆自行车被集中起来，听候处理。同时，时代中学红卫兵总部还宣布：学校25名“牛鬼蛇神”的月票“一律没收”。自然，这些交通方便都是为了配合北京红卫兵的行动而筹措的。
23日清晨，首都南下兵团红卫兵和部分上海中学生红卫兵“陆续集中到南京路上”。因为是“统一行动”，现场“比较有秩序”。有的每队约三五十人列队行进，北京红卫兵在前，上海中学生随后，齐声高唱“造反歌”和“鬼见愁”；有的张贴对联、大字报等宣传品，并沿街散发传单，主要内容是“论红色恐怖万岁”、“自来红站起来”等。
7时半左右，几十名北京红卫兵冲上国际饭店三楼，在正门沿街口的窗上贴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后又爬出窗口在外墙上贴了“反帝反修大楼”六个大字（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中，19日至22日北京红卫兵一直没有贸然进入国际饭店。在学校，在街道，北京红卫兵可以一往无前，为什么恰恰在这座上海最高的建筑面前怯步了呢？这是因为国际饭店是上海的象征和地标，它敞开门户，正面对世界往来的客人。它的运作，它的权威，标志着一种属于国际城市的秩序仍在进行。这种秩序不仅具有威迫的效力，更是难测深浅的。所以，尽管北京红卫兵心犹未甘，愤愤不平，只能在外面叫喊和闹腾。23日，北京红卫兵终于乘行动之机闯入国际饭店，在外墙上贴完对联、标语后，旋即退出）。整个南京路“霎时满街都是大字报”，据统计，“从外滩到上海图书馆这一段，墙上和地上贴了对联一百三十多副，以及漫画多幅”。同时，北京红卫兵利用设在南京路上的宣传站，广播传单和大字报的内容，有的还攀高宣读传单，并提出谁反对“红色恐怖”等观点，可以到国际饭店门口辩论。但“来往行人和串联学生停下来看大字报和听他们宣传的不多”，只有一副对联上有人写了不同意见，“路上也没有辩论的人群”。
上午10时左右，“人群自东向西，尤以大光明电影院周围到王家沙一带最为集中”。此时，北京红卫兵的“宣传”活动渐渐变成了“斗争”行动，从南京西路999号到石门路口的一段路上，“有五个四类分子被南下兵团揪住斗争，挂牌低头”，“一个老太婆头发已剪掉”。同时，南下兵团的红卫兵指挥上海学生拦下三轮车，责令乘客报成分，叱喝年轻人一律下车步行。北京红卫兵还在许多商店门口贴上“红五类欢迎进来，黑六类不准入内”、“进店一律报成分”的标语，并在新泰百货店、霞芳服装店、博步皮鞋店、伟康棉布店及新华书店门口设岗，“逐个询问顾客成分，凡是红五类可进店买东西，黑七类均不能进店”。
真实地说，尽管“南京路统一宣传日”中也发生了武斗，却是相当克制的，即整个行动有效地维护并实现了“宣传日”的主旨，那就是北京红卫兵针对上海的情况和形势，通过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大批量地张贴对联、标语、漫画和大字报；大规模地举行游行、集会、宣讲和辩论，集中而又广泛地张扬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其内容主要是：一、“阶级路线万岁”，因为“没有阶级路线，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一切”。二、“红色恐怖万岁”，因为“恐怖是人民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一个阶级的专政”，这是“红卫兵的历史使命”。三、关于十六条和武斗，因为“上海人的心目中，十六条只剩下‘要文斗’一条，而且是文而不斗，稳斗、温斗”，尤其“奇怪的是资产阶级乌龟王八蛋、狗崽子，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在大讲‘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简直是形革命实反动”，所以“要坚决粉碎这个阴谋”。北京红卫兵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决的，它直指一个方向_——“上海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官僚买办盘踞的老窝，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必须有一个极大的革命热潮”。
由此可见，“南京路统一宣传日”确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的精心部署，它以“非武斗”的行动方式为“武斗”辩护，为“武斗”伸张，既是为了驱散周遭的指戳和责难，更是为了搭建往后的台阶和进路。这就是说，北京红卫兵正试图通过收缩而张放，一边摈弃前期的莽撞，一边立足于标树理念，稳扎稳打，长期作战，以求通过制造更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彻底打开上海的局面。
然而，恰恰就在这个转捩点上，中央以“参与维护国庆游行秩序”为理由，下达了“南下兵团集体返京”的指令。其缘由源自何处呢？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8页）材料：其实，23日南京路宣传行动后，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立即趁热打铁策划25日在上海举行全市群众大会，并将强制一二百名资本家游街示众。24日，周恩来接报后便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商定给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北京市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红卫兵组织发出电报。电报指出：必须严格执行《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明天强制资本家上街游行示众和开群众大会，应当停止。电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当夜发出。25日行动取消。
《炎黄春秋》201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