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委员长的深谋远虑
共党自井冈啸聚，至瑞金建都，发展之速委实惊人。剿共各军，失利者比比皆是，故各方对共军，大都谈虎色变。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也同有此感。有一次他请我吃饭，谈到剿共问题，我说先要祛除畏敌的心理，才有办法，否则大家都畏敌如虎，还有剿共的前途吗？我为此言，无非是自求振作的意思。不想这段谈话传到委员长的耳中，说我们轻敌骄傲，委员长闻知此事即下手令给我说：十八军声誉雀起，固为可慰。据一般观察，上下官兵养成骄矜之气。若一遇挫折，必陷由骄匪而轻匪，由轻匪而致败，以致惧匪之病，所虑不为无见。望切戒各官兵骄矜之气，以期长保常胜令誉，完成使命也。中正手令。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委员长期望我们很殷切，我们有呈复一下的必要，乃于二十七日呈复云：奉读敬酉四五手令，仰见约座爱护部属之至意，不胜感动。职军自讨伐阎冯后，官兵中不无骄矜之气。职深恐此风蔓延，当时曾提出“不称功”口号，令各官兵于早晚点名时高呼之。复提出“不畏难”口号，盖恐骄气虽戢而惰气重生也。入赣以来，剿匪训练筑路，无间朝夕，争胜热烈之心，随时随地表现。会九一八事变发生，而各官兵敌忾之情，不可终日，言行之间，不无激烈之处，外间不察，谓为骄矜，致劳厪注，心殊不安也。又查一般对于赤匪，无不谈虎色变，此种情态，殊为可虑。职每以赤匪决非三头六臂，以砺士气，用转移观听，此种用意，曾于去年面陈钧座，谅邀忆及。总之，职秉承钧座革命之精神，对于官兵无不切实督促淬砺，期归于正。此次巡防永丰、乐安，藉与各官兵聚餐之便，责勉备至，并取消“不称功”、“不畏难”两口号，以国家濒于危亡，我辈身为革命军人，不能立时收复失地，湔雪耻辱，而赣中赤匪，迄未肃清，徒苦民众，尚何功绩之可言？又以钧座有“不怕死”之训条，我辈遵行已久，死且不怕，尚何畏难之可言？是职之所以拳拳服膺钧座革命精神者，似未可厚非也。现职已将钧座手令，传谕各师官兵，有则改之，无则嘉勉，藉慰睿衰。
后来委员长当面告诫我说：“他们说你骄傲，是宜力戒。”并说鲁主席的意思，不可轻视。我说：“凭他们这种精神态度，剿不了匪。我要鼓励他们，免使他们的畏匪心理，继长增高，更不得了。鲁主席以为我是黄埔生，他心目中的黄埔生，都是骄傲的小孩子。他们第二军（鲁主席于此伐时任第二军代军长）也有这个观念，觉得我们会看不起他们。”
“骄兵必败”、“兵骄者灭”、“衰至便骄”，这都是古代兵家戒骄之言。为将者不懂得这个道理，覆军亡国，都是可能的后果。不过兵不可骄，亦不可馁，此所谓“过犹不及”。将兵既能使之不骄，又能使之不馁，斯为得之，进言之非艰行之为艰耳。十八军于中原战后，确有一种新锐之气，一时不患其馁，最可怕的就是骄，委员长谆谆以骄为戒，意即在此，亦“由也兼人故退之”之意。然则委员长所虑者远矣。
委员长对于我二十七日呈复的信，于十二月三日又有回谕给我，敬录于后：二十七日手书欣悉，人患不自知，又惠无逆耳之言以长患耳。今能自反则几矣。
近来与弟对语，别后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以你所言者，总括之，几乎天下无可用之人。换言之，即以无人能出我右者之意存乎其间也，此为任大事成大业者最不可有之缺点，亦即自满骄败之起点。吾屡欲面戒而无其时。吾弟确犯此病，以外间声闻过誉，而不知自检自戒，无形中生长骄心，故只见人短而不知自己未有过长之处也。
中一生愚拙，惟以约旨卑思切己自反八字，为修身立业之本。故无日无时不在悔悟之中。以自知无所长，故不敢道人短。即历年败挫，亦只有自惭自疚，从不敢怨天尤人。
乃以问心无愧，则神明泰然，故敢再接再厉而无畏缩之时。惟愿吾弟深注于此，则吾无他忧矣。中年之人如能于韬光养晦之句，时加注意，则犹可及时蓄锐，以收后来发扬光大之效。今弟既己任军长，而又声闻于世，是欲求养晦而已不可得，无已，则以存养省察与满损谦益之戒以补之。临深履薄，尚忧不逮，而况可扬人之短乎？然论人长短于私室密谈，以为在上者参考之资，则当无不可。然而公庭广众之地，则非所宜也。吾甚以此为弟立身处世忧，望吾弟切思而自反之，并望对所部默察潜移，勿使其稍有骄气，此乃为大事成大业者知方知兵唯一之要谛。望吾弟有以详究之。如稍有暇，应将曾胡各全集及王阳明戚继光诸书，再看一遍，则养气断事，必有长进也。久欲详谈而无闲暇，因来书有感，随而告之。
此一手谕，除重申戒骄之义外，教我勿攻人短，教我存养省察，真是语重心长，使我感愧无地。不过我那时已三十六岁，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勇气，转战南北各省以来，目击民生艰苦，与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情形，心所谓危，实在不忍默然置之。故往往口不择言，发为愤世嫉邪之语。当时何尝不知道这样做不应该，但“存养”的功夫太差，仍然做出“看得透忍不过”的事来。而且我另有一想，觉得“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的工夫，很难兼筹并顾。所以孟夫子也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人当有机会可以兼善天下时，而“不谴是非”、“不辨善恶”、“不明邪正”，是则“独善其身”而已，又何有于“兼善天下”？因此我于读过委员长的明谕后，仍有未能已于言者，乃又呈复于下：奉读钧座三日申刻手谕，训勉备至，当敬谨书绅，以为终身修身处世接物之准衡，藉报钧座教诲之大德。惟职生性既极椎鲁，涵养又未深醇，每遇外界刺激，则蕴之于心者，终不免出之于口，虽常读戚王曾胡之书，实际只可供参考取法而已。若须与往哲精神同游，无论在事实上所不可能，亦可不必。勤勉力学之，终难避画虎之讥也。
是职除受总理遗教之熏陶外，固无一事不以钧座之意旨为意旨也。迩日人欲横流，在此国难当前，尚钩心斗角为权利之争，即不然亦必沦于卑污苟贱。是职愤世嫉俗之襟怀，虽不为世俗所谅，然中心坦白，语无虚伪，则此点差堪告慰于钧座者也。此后凡职所短，足萦钧座厪虑者，务恳钧座以教子弟者教职，俾知憬然悔悟，蔚为事业之助，则蒙福不仅职个人已也。职自从军以来，对于部属，每因求进心切，不无严厉之处。
然一切均以身作则，自问纯出至诚，毫无掺杂私念。而能否潜移默化，以职德量之薄，固不敢以此自负也。至于骄气一节，在他人或系出于猜度，然职追随钧座有年，而职之个性学力，无不在钧座洞察之中，今以是励职，闻之不胜惶恐。嗣后惟有切实悛改，以期无负钧座知职之明。职亦不欲为羊公不舞之鹤，重辱救命也。
上面呈复的函件，是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十二月八日发的，过了两个月，又得到委员长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二月七日的一封手谕，再恭录于后：梧生一书，希代交去。近日看书如何？身临江右，更觉阳明之学为可贵也。阳明得道于龙场，而立业于江右，故浙东学案，在江右尤为风行，希相与共勉之。并望注重阳明剿匪时之精神与方法，此固当时匪类智识不如今日赤匪之盛，故消灭亦易。然而其精神之修养得奏功效，亦不可不察也。自来成德立业，而能为民族人格增光者，未有不从修养精神为基础。以修养精神者，决非即可当唯心论者看待，而鄙视之。凡宋明以来，成名之大儒，无论其为武功或文治，皆由其修养而臻于实践之力得来也，故望弟对于存养省察、谨言慎行之端三注意也。中于昔年，亦颇矜持不群，轻弃收饮，至今思之，皆为好誉徇外之心所驰，而毫无把握，更无主宰，然恐悔之晚矣！尚望弟等及时注意，不可放过，则德业有基，不患功业不立也。希詧之，《阳明集》抚州有买否？南昌亦可寄来。
委员长以修养省察工夫见教，不惜反复言之，不惜现身说法以明之。要知道委员长每次受挫而复再起，以一身系天下之重，宵旰忧勤，日理万机，竟能抽出时间来以手翰相戒勉，委员长岂亦如一般文人学士以操纸握管为乐耶？当然不是的。
这是委员长将将之一道。当时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将领，奉到委员长的手翰，当然认为是一种殊荣，而有知遇之感。“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士人的一种传统观念。
我既蒙此殊荣，能不感激图报，继之以死吗？
善将兵不如善将将，将者三军之司命，能得一良将，不仅三军之命有托，即国家亦得干城之寄。故委员长对于将将，极端重视。
不过三军易得，一将难求，与其求之而不可得，不如就已有之材而造就之，此委员长所以不惮词费而反复赐教于我也。只可惜我以樗栎庸才，无所成就，辜负委员长殷殷施教之本意耳。
教将亦是提纲挈领执简驭繁的一种治军之道。但是人之短长优劣，千态万状，一一因材施教，为不可能，故委员长教将，特重心学，喜言阳明，亦“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之意。而委员长之深谋远虑，忧劳为国的精神，太使人感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