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是我们家的房东。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住他们家的房，一直住到文化革命，红卫兵大抄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此之后，我们家仍然住他们家的房，但房子充了公，房租交给国家的房管局，按照国家标准，房租减了几块钱。结果弄得我们家挺不好意思，仿佛是我们家趁文化大革命占了李家的便宜。当然李家知道文化革命不是我们家发动的，但是我想，他们家人心里肯定不好过，尤其是那十几二十块房钱对李家来讲，是挺要紧的。
母亲告诉我，说我是在上海生的，当时国共两党正打得不可开交。等我们家搬到北平，北平早就又改回来叫北京了。我们先住在和平门外的旧帘子胡同，后来嫌地方小，没住两年就设法找房。这处房子是母亲在上海认识的陈老先生居中介绍的。陈老先生在我们之前就从上海调到了北京，他认识房东李家，听说李家要找房客，就介绍了我们家。于是我们就搬到石驸马桥附近的头发胡同。这时候我大概两岁多，所以要不是母亲告诉我，我会认为我就是出生在这个院子里。
院子不大，按老北京建房的规矩也不四致。大门不朝南，也不够气派，只有两个门楣，门前也没有影壁，可见李家祖上没出什么安邦定国的大人物。正房不是北房，而是南房。据说是当初起这个院子的时候，李家老太爷手上的钱还不富裕，北房的正房盖得不够气派。后来又有了几个钱，想盖几间好的，可北边的正房又舍不得拆，就在南边起了大瓦房作为正房。所以，后来懂房子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院子不怎么样，出不了什么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北京的院子如果大了，再没有收拾，就叫做大杂院。但我们的院子不大，到我们家搬进来的时候，收拾得还挺雅致。一进门的山墙后头是一棵大松树和几棵无花果树，院子靠东西墙各有一架葡萄藤，院子中央是一口磨盘大的瓦制鱼缸，里边的鱼没有中山公园唐花坞的好，但足够全院的人没事的时候瞧了。贴着鱼缸是五盆石榴树，一人多高，结了石榴并不吃，为的是观赏。靠西墙的高坡上是几棵香椿树，还有一丛丛的茉莉花。院子中央还摆着两条一般公园里才有的长坐椅，为的是歇凉用的。三伏天，大家就都躲在葡萄藤的荫凉下乘凉，听着知了和蝈蝈不停地叫。早先老北京人的社会乌托邦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头三样，我们院子里样样都有；后三样，先生不许叫了，肥狗不许养了，丫头也不许雇了，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环境特别地道，没有这三样，也差不多就是天堂。我的父母都是来自南方，可能就是被老北京人的这种悠闲所感染，我们家立刻就决定住进来，也想享受一下老北京人生活的温馨。
房东李家是旗人，原住在海淀蓝旗营。老太爷那一辈，不知怎么学会了照相。因为照得好，被宣进宫里给太后、光绪皇上照过相。大概因为是旗人，也不用读什么书，所以也就没个出身，自然当不成官，但家中兴许有两个闲钱，就在西城盖了房。到我们搬进来的时候，老太爷早死了，留下三门骨血：大爷、二爷、三爷。大爷也死了，大奶奶还在，住在东墙下的小屋。当初不知道怎么分的家，这处房产反正是属了二爷。二爷还有一处买卖在西单东南角把口，挨着长安大戏院，是间西药房，后来有了新政府，产业充了公。到我上小学的时候，那里变成了一家文具店，叫文华纸店。三爷也住在这个院子里，但不指着这处房产，大约是继承了父业，有间照相馆，叫大陆照相馆，在宣武门里头，后来归了西单路北，上海迁京的欧亚照相馆，叫欧亚照相馆分店，文革的时候改过名字，没人记得了，后来又改回来。我小时候还去那儿照过像。后来这个小照相馆也归了公，大家伙管那叫公私合营，每年到节下，总能看见两个原来照相馆的伙计到我们院子里来，大约他们已经是经理或者党支部书记了，可还是依着过去的老规矩，开口仍然叫三爷。母亲说，那是给三爷又送定息来了。
二奶奶没有生育，三爷就把他的二小子给了二爷做儿子。到了二爷的儿子长大了说亲，二奶奶就把娘家侄女给了过继的儿子。他们小两口生下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幼年的伙伴李国栋。国栋的妈生了五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叫李国祥。老二、老三是女孩，叫李桂芝、李桂兰。老四是国栋，下面还有一个小的，叫李国梁。名字没有比这再普通的了。要不是来回这么搞运动，大家伙也赶着凑热闹，居然能想出“抗美”、“建设”、“文革”这么寒碜的名字，那么他们家的孩子还得有更多同名的了。
二爷、二奶奶都五十了，当然不工作。国栋他妈（我管她叫二妈）也不工作，一家大小九口人，全指着国栋他爸（我管他叫二大爷）一人上班挣钱。三爷家的三爷、三奶奶也不工作，三爷的儿媳妇也在家，只有三爷的大儿子，就是国栋的大爷一个人上班。全院只见我的父母跑进跑出地上班，显得最忙，还得雇个人看着我。有时候看着全院的人都挺清闲，也都没有个进项，母亲就说，给他们点儿钱，无论让哪一个照看着我，可他们都不怎么愿意，看过一回两回就烦了，母亲只好作罢，到外面去请人。二奶奶有一回还跟我说，你妈不在家看着你，到外边儿挣那两儿钱不值。
李家上下看着我们这一家从南方来的蛮子，只道是南方人勤俭，爱上班。我们家看着李家上下一家人坐吃坐喝，也替他们着急。想着是死了的骆驼比马大，皇上都换了两朝，旗人还真能挺得住。
彼此看着奇怪，一块儿相处却并不吃力。旗人好的是面子，礼数到了别的都好说。李家知道父亲是个读书人，替政府作事儿，但从来不细打听。知道我们家北京没有亲戚，逢年过节，从城外老家蓝旗营来串门的送个点心匣子，他家必是让大丫头或是二丫头送过来几块饽饽尝尝。我们家也必得找个借口，送过去一盘桂香村的南式点心给他们。我们家炒了什么菜，总是端过去一碟儿让李家尝个鲜儿，不过他们家大多不喜欢吃我们家的湖南菜，不是辣椒、豆豉，就是腊肉、苦瓜。旗人礼儿大，都客气，送给他们的菜每次都放在饭桌上，只是不动筷子。他们家的菜我也尝过，现在想起来，我最爱吃的就是芥菜疙瘩皮炒青椒。那芥菜皮和青椒用花椒爆一爆油，再一炒，甭提有多香了。
二大爷爱上天桥，有时候也带上我和国栋一块儿去。听相声，看掼跤，瞧唱大鼓的，瞅变戏法儿的，都是那时候开的眼，回家还学着给院里的大人演。二奶奶瞧着乐，说我的作派有那么点儿京味儿了。母亲有时候担心我学会了这些不好，父亲总是安慰她，说孩子除了正经功课，三教九流的知道点儿没坏处，老是正儿八经的，长大了没出息，虽然父亲自己一次天桥也没去过。
父亲也挺喜欢国栋，礼拜天经常带我们俩去放风筝，打球，要不就是去逛琉璃厂，翻翻旧书，瞧瞧古董，然后拐过杨梅竹斜街，去前门外大栅栏吃个小馆儿。
不过父亲是个生性散淡的人，并不喜欢凑热闹。到我快上中学了，街坊上像他这样的邻居差不多都陆续搬到机关宿舍大院去了。父亲单位的领导也来动员过几回。记得有一次是旧历年，领导的太太（当然也是领导）到家里来拜年，跟父亲说，还是搬到机关宿舍去吧，也算是照顾你，那里设备好，有暖气，有抽水马桶，房租也比私人的房便宜，家里有了什么事情，同志们之间还可以互相照应。父亲拿出我来作挡箭牌，说我的小朋友都住在附近，从小一块儿长大，离不开。事后我听见父亲和母亲在说，八小时在一起上班还不够，晚上还往一处凑。张家长，李家短，麻烦在后面呢。依我看，火炉子、茅坑就挺好。母亲是什么都听父亲的，这样，我们家在李家小院一直住到“文化革命”后被扫地出门，轰到乡下的“干校”为止。
这种个性也帮了父亲一小把。“文革”中父亲被揪出来，同事中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自然有那喜欢打“太平拳”的，能揍一巴掌就快活一下。可是从没有在一起住过，“私德”揭发不出来什么，只好在“公德”上狠下功夫。罪行当然就少了一截。
后来过了好些年，我从农村“插队”回了北京，借住在出版社大院里。同院的一个伙伴，父亲是个作家，又是出版社领导，刚刚被“解放”，自然要处处为人小心。这个朋友就报怨，说他们家吃饭馆都不能一道儿出去，怕让大院里的人看出来是去下馆子。一家人得分头行动，悄悄摸摸地钻出大院的门口，然后到饭馆聚齐。他们全家还统一了口径：要是在饭馆外面碰见同事，就说是从来没来过，这是顺路来参观一下；要是在饭馆里面吃饭正好撞上，只好自认倒楣，少点几个菜。他们家从来不去地安门大街上的“马凯”，也不去灯市口路北的“翠华楼”，因为离出版社太近，容易撞上熟人，心惊胆战的，多好的饭菜也吃不出滋味儿来。
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由得不感叹父亲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现在想起来，我还真得感谢父亲当初的主张，幸亏没有搬进机关大院去，否则像篮球战术中的“紧逼盯人”，非把人逼疯了不可，而且我也就没有染上那些大院里的孩子们的臭毛病。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儿，作了个散淡的人，别人的事不打听，自己的事不声张，至今不喜欢凑热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与同事一律不深交，叫作“远交近攻”，这在兵书上是有讲究的。不过，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往日的战术听说如今在北京大多过时了。
就说前些日子，听说波士顿的中国城刚刚从北京来了弟兄俩儿，开了个“兄弟小馆”，请了四川师傅，扬言做正宗川菜。我们家自然去捧场。太太想试试他们的深浅，就点了几样招牌菜。那个当哥哥的，一看就知道是个在江湖上混过的外场人，夸人夸在明面上，接过菜单对我太太说：“看得出来，这位大姐是吃过大饭馆的。不象那帮吹牛皮的小子，还跟我说在北京吃过‘大三元’呢，看他们点的那些菜，除了芥兰牛肉就是酸辣汤！”按他的话，这快赶上笑话里说的，在门后头挂块猪皮，家里一来人赶紧用猪皮擦嘴。
原先北京人是自己掏钱下饭馆都唯恐别人瞧见；要按这位刚从北京来的兄弟所说，如今北京城里讲究的是没去过的饭馆都得赶紧夸奖那儿的厨子手艺好。世态人情进化至此，这是几十年前父亲在世时绝对始料不及的。
可是要说到吃，在李家小院住的那些年，还真赶上一段让人脸上挂不住的时候，这就是“困难时期”。幸亏当时人连吃的都没有了，脸面要不要也不打紧。那时候，说没吃的就真没吃的。现在说给别人听，都找不着人相信。我就给我儿子说过：在中国牛奶凭过票。他不信，说我冤人，是没事找碴儿吓唬他。可那时候凭票的不光是牛奶，粮食、花生油、布匹、棉花，你跟过来的人打听打听，问问哪一样是不凭票的，就是个火炉子上的烟筒拐脖，你没有街道居委会的介绍信也不灵呀。要是二奶奶还活着，听见我儿子这么说，准又得咬紧牙关，哆哆嗦嗦地摇头晃脑，从牙缝里挤出她那一着急就冒出来的话：“饶了我吧，我的小祖宗！”
当时政府告诉大家伙，说苏联跟我们不够意思，所以就没吃的了。房东李家赶紧和我们家一合计，决定把院子当中的地方腾出来开荒种庄稼。你还别说，旗人一辈子不操心，到了这啃节儿的时候还真识大体，出大力。多好的小金鱼儿，多漂亮的石榴树，说不要了，一句二话都没有。再说，饭都没的吃，谁还有闲心坐在那儿看金鱼，瞧石榴哇。大鱼缸搬走了，石榴树砍了，长坐椅顺到墙根儿。李家人多势众，我们家再搭把手，一两天的工夫就把个花园似小院改成庄稼地。那时候二爷还在，说这比前清在南苑跑马省劲儿多了。
父亲单位分过一点儿黄豆，还抓阄分到过一只兔子。又养了几只来亨鸡，因为鸡也饿，所以也不怎么爱下蛋。剩下的就是指望当院的庄稼了。记得当年打下过几十斤老玉米和一些葵花籽，几家人分了分，也就是塞塞牙缝儿。李家人口多，二妈把玉米杆和葵花叶都剁在饭食儿里头了。
有时候我饿极了，就赶紧泡一碗糖精水喝。我这样的孩子没知识，还以为糖精里头全是糖呢，其实吃了也不管用。这时候政府里头有专门负责宣传的，就在报纸上讲解科学知识，说：“晒半个钟头太阳顶吃一个鸡蛋”，“多睡一个钟头合半斤大米饭”。于是我们学生就不那么早去上学，即使到了学校也老是在操场上晒太阳。
当然也有不信报纸的人。听说离我们李家小院二里多地的西单商场，一天夜里有个饿疯了的从天窗里爬进食品柜台，痛痛快快地大嚼了一气好几块钱一斤的“高级点心”（不用粮票！）。那些“高级点心”就是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五十六块钱工资也吃不上几斤，纯粹是为了救急用的。这个人大概好些日子没吃上东西，吃得太急，不小心一下子撑死了，人就趴在柜台上，嘴里还含着点心。
二大爷得了这个消息，冲院子里的大伙儿说，“这可应了那句老话了：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李家胆小，可也不愿意被饿死。到了这工夫，就是旗人也挺不大住，二妈只好出来工作，到一家工厂去作工，为的是能多买两斤高级点心高级糖。不过还是那句话，死了的骆驼比马大，人家的精气神儿不倒，见了面照样是有板有眼，处处的礼儿都不缺。不过二妈私下里跟母亲嘀咕，说两条腿都浮肿了，走不动道儿，眼睛一到晚上就看不见人影儿，说不知道这日子还得熬多少时候。
虽然我们家是南方人，口味和李家不同，但这时候和李家一样，都爱吃高级点心高级糖。记得那时候还有人在报纸上介绍经验，说包高级点心的纸千万别扔了，上面有油，可以在做汤的时候在锅里涮一下，保证提味儿。我这贪馋好吃的毛病就是在那时候染上的，而且是慢性，一时半会儿还治不好。
就是前些日子，我们公司圣诞节聚餐，我吃得有点儿急，大概吃相不怎么好。美国同事笑问我是不是太饿了，我就告诉他，三十多年前在中国有一回饿得太厉害，落下毛病了，现在一有好吃的就奋不顾身。他也不见怪，说他祖父当年就是爱尔兰闹土豆饥荒，饿坏了才逃到美国来的。他说：“要不是中国和爱尔兰都闹饥荒，没准儿我们俩不一定能遇的上呢，这就叫缘份！”我想起那段在院子当间种庄稼的往事，就说给他听。他说这是好事，不用化肥，属天然食品，他现在还在自家院子里种南瓜和土豆。我知道我们说不到一块儿去，可也越说越近乎，不免有点儿惺惺相惜的意思。
再说过了“困难时期”，一来二去的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在我们院子里是这么开始的：多少年来李家上下都管我父亲叫先生，管我母亲叫太太，旗人礼儿大，经过了多少次革命，就算残留下这么点礼儿，到底还是让文化大革命给破了。有一天，二妈到我们上屋，对母亲说：“X太太，这运动说话可就又开始了，咱也别让人褒贬，从今往后，我就叫您X同志，管X先生叫X同志，您看行不行？”
怎么不行，就这么叫。可这以后，全院就只有两位同志，我的父亲和母亲。听着李家所有的人，包括二奶奶和三奶奶，都“X同志，X同志”这样称呼他们俩，我觉着挺别扭。
好在父亲没几年工夫就被揪了出来，丧失了同志的资格，我们和李家总算又是好邻居了。
文化大革命对李家最大的冲击就是房产归了公。二奶奶起先不乐意，不过也没有办法，谁教碰上了革命呢。再看看周围左近的街坊四邻，没有一个好受的，心里也就心平气和了一点。
接着，院子里就前后脚搬进一些闲人来，说是搀砂子，把革命群众与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放在一块堆儿。这招还挺灵，没几天全院的人就见面谁也不搭理谁了，旗人的礼儿当然用不上，更甭提给谁送饽饽和点心匣子了。
后来就是院子里有一家人偷电，不交电费；另外一家人在街上工地里偷砖，扩建了自己的小伙房。再有就是谁家有后门儿，可以买到肥膘最厚的猪肉，谁家的丫头眉眼有模样，嫁给了支左的军宣队队长，这样的闲言碎语跟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样，一天能发布两三回。
等到单位里宣布要下“干校”，我们家这一下子算是如释重负，总算舒了一口气。想当年，搬进这个院子为的就是想学着享受一回老北京人的舒坦日子，既然现在什么都没了，也就是该走的时候了。李家和我们家住了十几年的街坊，到底有些舍不得，但也不便表示出来，怕人家背后又说闲话。
离开李家小院之后一直也没有回去过，如今也快三十年了。前些日子我太太回国，我让她有工夫去趟李家小院，拍点儿录像带回来给我瞧瞧。她真去了，还碰上了国栋的叔伯大哥。他头发全白了，听说是我的太太便连忙说：“知道，知道，他们家的房你看不出来了，也就是那磨砖对缝的后山墙还在。”
太太回来后问我，原来花园似的院子就别想了，可那片庄稼地怎么也没看见？我告诉太太，录像带从头到尾我全看了，那片庄稼地早没了，现在上面都是加盖的临时窝棚和小厨房，把院子堵了个严严实实。太太当时还打听了一下，说是现在院子里住了十几家，好几十口人。我就跟太太说，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得也真快，虽说人多生了好几亿，院子里也用不着种庄稼，可粮食呢，还够吃，多了不起！
自二大爷，二妈过世以后，听说国栋当了家。那年我从德国留学回北京，他来看我，跟我提过，自从落实房屋政策，李家小院又归了李家。俗话说，没有三十年不漏的大瓦房，现在补漏一年就得花好几千块。房租不让涨，院子里自文化大革命新添的几十号人，一个也不能轰走，说这是国家的政策。李家嫁出去的两个闺女说，要不然就把房子再交给国家吧。国栋说，你别想美事儿了，你想交给国家，国家还不要呢。政府说，这是私人财产，国家要保护。不过国栋倒是说了，李家小院是祖宗上留下的产业，咬咬牙，说什么也要熬过这一回。我和国栋是起小一齐长大的，我知道国栋身上没有一丁点儿旗人的作派，可这回是到了节骨眼儿上，李家小院保不保得住，就瞧他的了。
二闲堂，吉光片羽斋，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