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逃犯条例》修订案引发的“反送中”示威一周年之际，抗议活动随着肺炎疫情爆发大大缩减规模，但这个城市的政治与经济前境不容乐观。
香港失业率受疫情打击攀升至近年高位，北京推动即将在香港实行的《国家安全法》，令民主派担心言论、集会自由受限，美国有意对中港实行制裁，香港的特殊地位可能不再存在，威胁到独立关税区这一个重要经济命脉。
BBC中文采访了两位分别来自“前线”和“和理非（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者，回望他们这一年来的转变，以及对未来的看法。
从不谈政治到变成“前线”
40多岁的阿强（化名）在旅游行业工作，示威爆发前，他自称是一个只顾赚钱、不谈论政治的人，单身的他拥有自住物业，过着自由自在、物质富裕的生活，闲暇时爱去旅行，不会关心“六四”、政治改革，也不怎么参与选举投票。
“那时候觉得政治或是社会制度是由一班官员或有学识的人制定，然后由普通人去遵守。”
2019年6月，香港政府坚持推动甚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案，触发几十万人或上百万人参与游行抗议，那个时候的阿强仍然没有参加，连“五大诉求”具体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示威者的诉求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撤回“暴动”定性示威、释放特赦被捕人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以及争取普选。一年过后，除了撤回条例修订案外，政府并没有回应示威者其他诉求。
示威者不满政府没有让步而把行动升级，抗议活动扩散至全港各区，从起初的堵路、包围警署和政府建筑物，演变成纵火、汽油弹、“装修”（破坏店铺）和“私了”（攻击不同意见人士）。香港警察则被形容把催泪弹“常态化”，再施以胡椒弹、橡胶子弹、水炮车等等。
数千名示威者因暴动、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袭警等罪名被捕。中港政府及建制派指控示威者搞乱香港，近似恐怖主义；示威者则称，和平游行没有用，而把行动升级，其暴力冲击也具有针对性。
阿强回忆说，令他决定参与游行的触发点，是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贤，因为购买“雷射笔”被捕。当时，警方认为“雷射笔”是“攻击性武器”，并称多名警员因为示威者使用“雷射笔”而眼睛受伤，但在阿强等示威者眼中，“雷射笔”也被列作“攻击性武器”则突显了警权太大。
阿强亦留意到网上片段显示众多警方执法可能违反守则、7月21日元朗“白衣人”袭击途人，警方迟迟没有介入并和“白衣人”拍肩膀的事件，同样令他感到愤怒。他认为示威者如果犯法而被捕，是应该承受制裁，但是警方执法时需要公平，倘若警员违规或是亲北京人士犯法，应当同样受到制裁。
但警方一直否认自己存在“警黑勾结”，否认有使用过分武力，并指自己公平执法。至今除了少数警员被训示之外，没有多少警员需要针对处理示威的事件负责，而曾在抗议活动中开枪或举枪的警察成为了“英雄”，甚至获得嘉许。
阿强在8月左右开始参与和平的游行，但有一次在现场，他发现警方不单纯针对“暴力”示威者，自己和周遭的人同样遭到武力对待，亲身经历催泪弹的可怕。他开始添置头盔、眼罩、口罩等装备，慢慢变成“前线手足”，经常向公司请病假或年假参与示威，时常留守到深夜。
他自言自己已经40多岁，有一定的生活负担，不敢做“放火”、“装修”、“私了”等行为，但试过帮忙拆栏、设路障，以及用水扑灭警方释放的催泪烟。按照香港法律，他涉嫌犯了“非法集会”、“破坏公物”等罪行。他回忆说，其脚部曾疑被地上反弹的子弹击中，剧痛了一周。
“我很怕死的，但大家都知道香港发展到这种地步，出去了便会承担后果，这是我们的责任。”
去年众多次示威，他都没有被捕，但今年年初一次人群集结中，他被警方以“非法集结”的罪名拘捕，结果突然没有上班两天，同事都知道了。
“那次聚集的人大多数是普通人，有些甚至只是经过的路人，明显是滥捕。被捕的人形形式式，年轻的、老的也有，在警署的警员也没有做什么。”
但被捕后，他仍然会参加网上号召的集会，当示威者在商场唱歌时，他见到有便衣警察会大声高呼警告其他人，他有空时也会到法院旁听示威相关的案件。
因为疫情关系，他被公司要求放无薪假，收入少了三分一，如果疫情持续，其公司甚至可能裁员。
阿强说不怕失去工作，认为“在香港只要肯做就不会饿死”，他认为疫情令经济转差，的确会令部分示威者减少参与抗议活动，“但他们不会因为经济差而变成支持政府”。
现在他已经养成了消费只光顾“黄店”（亲民主派商店）、不使用香港铁路、八达通（即便利通行支付卡）（以免留下记录），推动各界筹组民主派工会，希望尽最大的努力，支持民主派阵营。
“我们怎么打都打不过中央，就算我支持香港独立，也觉得没有可能发生，”他说，“但不代表我们没有作为，我们身处大时代，就预示了将来的路不好走。”
他认为，警民冲突近期减少，除了是因为疫情，也因为更多前线示威者被捕，但香港问题已转向到国际层面，示威者或要改变策略，只会在适当的时候才会升级。
美国对中港实施制裁，被形容是香港示威者寻求“揽炒”成功。“揽炒”有玉石俱焚的意思，示威者认为，如果中共当局受到制裁，可能会减轻打压香港的步伐，但这意味着香港可能失去美国的特殊待遇，甚至失去独立关税区，可能令经济进一步受挫或令香港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阿强怀抱乐观的心态，他认为虽然香港成为中美之间的棋子，但经济不会走向最差的境地，而就算经济转差，香港人仍然有办法活下去。
“和理非”在中资公司的挣扎
30来岁的阿健在香港一家大型中资企业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他强调自己是“和理非”示威者，“我怕死，所以不是和平的游行尽量不参与”。
去年“反送中”示威爆发后，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场大游行，在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后就会离开。
他没有正面受到警察的攻击，然而，他所在的中资公司却施以打压，让他愈来愈难参与示威。
过去几个月，温和派示威者多次在午饭时段的闹市和商场举行名为“和你lunch”的抗议活动，在闹市或商场中唱歌和叫喊口号。
起初，阿健也有参加，但后来，他的公司宣布，强制要求员工提早在11时在指定餐厅吃午饭，12时要回到办公室向上司报到，暗示不批准任何员工参与示威。
他公司一名工作几十年的同事因为被人在电视直播中发现参加示威，而被人用“违反公司守则”等理由革职。
近日，中国人大突然宣布绕过立法会为香港直接引入《国家安全法》，他的公司“呼吁”员工签下支持《国安法》的联署。
“表面上是没有强逼你签，但你不签就要与上司见面，上司会跟你说，进入这家公司，就要跟这家公司的一些想法，多个香港同事因为不签名而辞职了。”
去年下半年的示威，他为了工作而没有参与和平示威，失去了示威的言论自由。如今，他被迫联署，失去了在公众领域“不被表态”的自由。
示威爆发后，他试图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希望尽快离开中资公司，但碰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转职之路要暂时搁置，但庆幸这是大公司，与裁员有一段距离。
他认为，香港乃至国际企业都十分依赖中资公司，即使示威者予以杯葛或“装修”，也撼动不到他们的地位，这些公司在大陆资源支持下，只会在香港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早前已有消息传出，中国政府要求国企加强投资香港，控制多个行业。
人心惶惶成为了中资公司香港员工的写照。
他坦言，“揽炒”对香港不一定是好事，他认为只是加速香港变成中国另一个普通城市的过程。香港人可能失去自由，中共也将继续屹立不倒，但他说自己家庭的经历，让他明白一个曾经享有自由的人，在快将失去自由时会拼命争扎。
阿健自小学三年级开始从广州来香港，祖父母那一辈受尽“文革”之苦，父母于是为了逃避中共来到香港。他初来港时中港矛盾未爆发，可以顺利融入香港社会，如今仍然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不认同中共政权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年我家来香港就是为了逃离中国，回归当下仍然觉得香港有分别，但现在没有了。”
他相信，香港问题已经提升至国际层面，示威者最大的贡献是让全世界知道，极权的中共会如何对待自由社会，示威者可以做的事情已经不多，未来的主导权不会很大，但只有持续发声，才得到国际社会关注。
短期内，他表明自己仍然会参与和平的游行，不过，他会以眼镜、口罩乔装，游行时把电话的定位系统关掉，以免让公司有任何方法，留意到他出席示威。
长期来说，他希望可以移居海外，逃离香港，”我不像那些持有英国国民海外（BNO）护照的香港人，英国再怎么放宽BNO政策，对我也没有帮助，而香港其实有很多我这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