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样样俱全，但个个都是冤案。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每当读到被极左势力所伤害的受难者的冤情时，总会联想起我家的冤情来，心里暗暗流泪。旁及我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普通受难者的冤情，并将其与大背景大人物联系一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难以入眠。说说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担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先说母亲。母亲丁氏，1912年出生在云南省砚山县一个穷山村的农民家庭中。外公是个自耕农。家有二亩黄土地。由于会切点烟丝卖，跑点小街子生意，温饱还能过去。外婆是个家务勤俭会帮外公做些农活的小脚女人，所以我妈从小也被缠足，也养成了会帮助外婆做家务和做农活的好习惯。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和祖父是会做人工面条的手工劳动者。家务活也全由母亲包做了。祖父曾对我说，我曾祖父初逃至砚山时是帮人挑大粪的雇工。由于后来学会了做人工面条，温饱生活也算过得去。所以，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到了1951年全国最后一批土改在大西南边远地区进行时，我母亲竟意想不到地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地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父亲在1947年就病故了，只留下一间空房子和二亩雷响田。缠足的母亲带着9岁的我和一个4岁一个2岁的弟弟，没法自耕。于是，为了活命，有亲戚介绍，把二亩雷响田租给一家姓肖的银匠家。年租为四挑谷子，约四百来斤，只够一个人一年口粮。其余不足是靠亲友接济一点，母亲又帮人缝补浆洗衣物，饱一顿饥一顿地苦度时日。三弟生病无钱医治病死后，靠父亲生前的一个好友帮助，我才勉强得以读完小学五年级。
1948年到1949年间，我大舅和老叔分别参加了滇桂黔边纵红军闹解放，母亲曾暗暗帮助他们缝补衣服和做红军帽，盼望早点解放能过上一天好日子。1949年底解放大军从广西到云南，母亲和四叔还积极参加迎军工作。到了1950年云南全省解放，我已是新办的县一中的初一的学生了。那时学校要求我们住校，并向我们宣传土改的伟大意义。学校又组织我们观看影片《白毛女》和苏联影片《女拖拉机手》。拖拉机隆隆地开在田野上，多美好的集体农庄啊！我在心里欢呼着，盼望土改早日成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盼望有一天也能过上集体农庄的生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有天吃过晚饭我从土改工作队（那时我们中学生只参加做登记填表的工作）回到家中时，母亲含着泪把一块“地主”的黑牌摆在我面前。顿时，我眼前发黑，如五雷轰顶，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预料，一场可怕的灾难已经降临到我家了。我和母亲一同看看这块黑牌，相对无言地流着伤心的泪水。一会儿我问，我们家田少，又无劳力，怎么会划为地主呢？母亲流着泪说，他们说我家出租田已满三年，刚够地主条件。又说如果不认，就跪砂子……我妈害怕，只得认了。这时，我想到了我们红军校长，他懂政策。我安慰母亲说，我去告诉我们红军校长去，也许他能帮我家改过来。于是，我立即回到学校找他反映实情。红军校长叫赵林，昆明人，是个才二十多岁的革命学生。听完我的哭诉后，他脸色为难，只说，少先队员要站稳阶级立场（此时我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只要划清界限，将来还是有前途的。又安慰我说，你回去告诉你母亲忍耐一下，过了五年后，大家都一律平等了。我牢记住红军校长的话：划清界限，耐心等待。但是，从此我不敢回家，我不忍看母亲的眼泪，我害怕我心太软而会失去阶级立场。
大约过了一个月，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一个好心的亲戚告诉我，我妈被打斗得遍体鳞伤被抬到医院抢救去了，快要死了，劝我去看母亲一眼。我问母亲是怎样被伤害的，那个亲戚告诉我说，是我那老婶害我妈，说我妈还藏有金条。土改队当然相信了。实际上，父亲过世后我家就一无所有了。母亲只是不吭声，任他们打斗。因为说“有”是无中生有，到哪里去拿金条子？说“无”人家根本不相信，叫我母亲在四脚板凳上站着，不说“有”就一脚把板凳踢倒，母亲就摔在石头地板上。倒下后又拳打足踢，重新提了站在四脚板凳上。就这样，反复斗了三天，直到母亲最后提不起来，翻白眼为止。亲戚又说，干这个事的人是从外县来的一个无业游民，好心的乡亲们并没有动手。
听完了好心亲戚的陈述，我这天真的无力的少年，心里只会产生伤痛。去看还是不去？又让我陷入两难选择。去，我能做些什么呢？说不定还有阶级立场问题。不去，对母亲的无助与痛苦的冷漠，做儿子的岂不是太残酷与自私了吗？思虑再三，我唯一的选择还是去找我的红军校长去，因为我那红军的大舅和老叔为了自保，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当我把情况向红军校长哭诉后，他的眼睛里透着同情与无奈，只悄声对我说，去吧，但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当晚，我偷偷地跑到医院从窗外看了母亲一眼，只见她的鼻孔里还插着氧气管，还没有死，我伤悲的心情稍有缓解，悄悄地返回了学校。
又大约过了六七天，一个更大的噩耗传来了——我母亲死了！告诉我这个坏消息的表娘说，我妈是死在老叔家的牛厩中。尸体被好心的亲友们用几块木板抬出去埋在父亲墓旁去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农民女儿，一个劳动妇女，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了！
我妈死了，一个所谓的“阶级敌人”死了。我们兄弟俩还是儿童，我的“阶级立场”又很坚定，应该算清白了吧？不然。每个政治运动都要把我们审查，使我们受侮辱，还监视我们有没有“翻案”的言行。我老实接受改造，靠拢组织靠拢党，都有人说这是“假的”，“本质未变”。就是在批准我入团的政审结论中还说“对家庭出身的本质认识还需要继续进行”。
改革了！开放了！落实政策了！从此，我们不再是“二等”公民了。1980年有一次碰到了当年的土改片长周树森，问及我母亲错划“地主”之事。周无奈而痛苦地说：“张老师！那时我才十八岁，我懂得什么呀？你看，我也被打成阶级敌人了！”说后他也泪流满面了。周土改后提升为县银行行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为给县委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劳教了二十年几乎饿死。1984年一个离休的红军叔叔李凯，劝我说一齐去找当时的贫协会员要为我妈作证。找到了已当了副县长的李从恩，他是我们小学同学，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上边还没有落实土改错划阶级的政策，现在大家都一样平等看待了；说句本心话，当时我是贫协会员，去没收地主浮财时，十有八九家都是“穷斯辣拐”的。我以为这位副县长说的倒是实话。至于扩大化的实情如何，则有待进一步落实。
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1951年大西南边疆的“土改”与1947年康生在晋西北搞的“土改”何其相似？与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他当时是康生部下）在《炎黄春秋》2009年2期中讲述《才德反差的康生》揭露的康生在晋西北搞出来的所谓“经验”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康生的经验是在贫穷地区无中生有，搞出“变相地主”来，达不到条件不管，只要挖出“地财”来就是胜利成果。到处打人、吊人、跪砂子，不知道打死打伤多少人。康生在“文革”中故伎重演，又不知整死了多少人。这就是康生之流从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所谓“革命”，广大善良的中国人民怎么会知道呢？
以下简说我家其他的所谓阶级敌人：
外公，丁有福。有一亩左右雷响田，二亩左右山地，一生勤劳自耕，因为照顾比他们更穷的一个亲戚，农忙时请来帮几天忙，就被诬为“请长工”，错划为“富农”，外公于1959年饿死。
岳父，胡宝凡。从小跟父亲做小生意，读过几天老学。后来在乡小学教书，不够一家生活，开了一个小糕点店，才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家中无土地，他弟弟也参加红军，不知为什么划为地主。据说是乡下有个亲戚借了点儿钱还不出，每年挑几担包谷来。
四叔，张珍禹。解放前当过半年卢汉队伍的文书上士（只是个兵）。1949年爷爷怕事，叫他回家。他积极参加迎接解放军的工作，被指定大组长。不料在1951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四年。但实际上劳改近三十年，积劳成疾而死。
老叔，张珍棋。19岁参加边纵红军游击队，中共党员。解放后曾在县税务局工作。因年轻时曾与一个街坊朋友交为“把兄弟”，后来这个朋友被捕，老叔与这个人纯属朋友关系，但因此而受牵连。1958年没有任何证据，以“把兄弟”为地方坏组织为由，把老叔内定为“坏分子”而清理回家。1959年饿饭，积郁成疾而死。
本人，学校分配参加工作。1957年，县委动员帮助党整风，我因写了一张大字报《您的婴儿向您呼喊》，内容是请团县委关心一下基层组织的团员们的思想工作，因此被内定为“右派”，内部监督使用。1958年我因积极参加昆明师范附设函大中文系本科学习，成绩优秀，单位批判我“走白专道路”。1960年，我一个小小中学教员，又不知“庐山会议”为何物，单位又以“思想右倾”为由把我当做典型开大会批判我。文化大革命我跟着报纸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因此又受到大会批判为“漏网右派”，并把我关进“学习班”反省批斗半年。
由此可见，极“左”的肆虐在底层对一般人的伤害是何等深重，何等残酷！那些极“左”而又无知的先生们，又何曾承担半点责任呢？
《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