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用另类来祭刀，那是历来必要程序。古已有之，中外皆然。记得《战争与和平》那本书里，描写过库图佐夫放弃莫斯科最后时刻，也和北京一样把监牢里某些“莫须有罪”的叛国者，拉到大街上游斗，最后被活活打死。
虽然在小说看见过这种连兽类都脸红的暴行，对受难者无比同情。谁想到：有一天竟轮到了自己。
第一天出场回来，老七就走在我的前面。原来他就关在我的隔壁。进号之后，趁着队长们正为死囚入仓而忙乱的当儿，我就趴在小窗口上对老七说：“看毛选。”然后，我就开始轻轻敲墙。我试图用毛选当密码本，用分节的敲击声分别代表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以此传送信件。
敲了半天，他好不容易开始明白了我密码的意思，准备有所回应时，我却忽略了再轻的敲墙声，照样可以传到队长的耳朵里去。正当我全神贯注敲墙的时候，突然，牢门洞开。两个队长抓我一个正着。没话可讲，我被立刻调了房间，同时，把我的手铐改成了背铐。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无非来日无多，只是想最后的交流和诉说。
人，是有预感的。在饶阳县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从噩梦中惊醒。醒来以后，梦中的画面还在眼前，挥之不去。我梦见和许多朋友，坐着大卡车在黑雾行进。感觉还是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见不到警察。那卡车就走到一条奇怪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有无数的小巷，我们的卡车路过每个小巷前都停一下。为了看清看小巷口悬挂着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有许多人的黑灰色的影像，如魑如魅，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即将执行死刑的人们。怎么会这样呢？突然，我明白了，我们这辆卡车里的人，现在还都五彩缤纷，我们也将进入某个同样的小巷，我们也将化为鬼魅似的照片。这时候，我一身冷汗醒来了。当时还庆幸，还好不过是个噩梦而已。
如今，这个噩梦几乎是不差毫厘地再现了出来，我想：那一个个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执行的人。而我们就是急匆匆的后来者，而当局印发讨论判处我们死刑的资料，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进了死刑号以后，每天即使入睡也绝不香甜。每时每刻一种尖锐的肉体痛苦无法停止，如刀割心头。那时的噩梦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复杂情节和过程。老是梦见自己漂浮在一个漆黑的地铁里，地铁里似乎发生过地震，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钢铁框架、水泥碎块、石柱木梁，我就被挤在一个狭小的夹缝中。冰冷的地下水一点点漫上来，自己的鼻子紧贴在地铁的穹顶上，清楚地知道很快就会窒息，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只在等那冰水最后淹没。
每天在醒来前一秒钟，似乎心里快乐了一下：哦，原来是梦。可是，立刻又在尖锐的痛苦中醒来。原来，我还没死，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多数时间都是非常单调和无趣，只是在无边苦海中挣扎而已。没有什么值得你去回忆，只有两种状态，让你难忘：要么你在苦海里急速下降，随时会被溺毙。要么你从海底迅速上升，将吸到新鲜空气，会看到蓝天白云和阳光，还有你苦海的地平线。
在死刑号的日日夜夜，我都被压在铅一般沉重的水底，像终极前的苟延残喘。
每天，在两场批斗之间，我们在分局吃午饭、喘喘气儿。田树云大夫小声告诉我：“别灰心，马队长告诉我了：对咱们是批判从严，以后处理从宽。”他那双眼睛里居然还充满着生的期望。
另一次我遇见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才子沈元，他问我：你说会怎么判？我说：死刑。他微微一笑，说：“没那么便宜吧？多半儿得去长年苦役。”我说：“不可能，遇罗克说了，上一批都挺了。对咱们这批就特别宽大？别做梦了。”他默默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回号以后，他就开始发疯了，有人说是装疯卖傻，有人说是真疯。反正最后的日子，你打算如何扮演这个角色，也是一种选择。
有一次，在重型机械厂礼堂的后台等候出场的时候。孙秀珍进来了，和我打了个照面。她已然不像在学习班那样——仪态万千，甚至还不如在冀县上车的时候，她那会儿还那么精神，那么从容。这时候，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样，看到我，微微一愣。眼圈儿顿时就红了。
在队长的命令之下，我们俩都坐在地下。
她的肩膀开始抽搐，哭了。
一个女队长轻轻踢了踢她，说：“哭什么哭？今儿怎么了？你不是挺豪横的吗？”她似乎无知无觉，自己继续啜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