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淮南区“抢救”的重点在军队内部有所不同，淮北区在“抢救”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主要集中在地方。淮北区为新四军四师辖地，1941年春，四师师长彭雪枫遭国民党汤恩伯部突袭，蒙受重大损失。事变后，延安与华中局调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前来四师，不久任命邓子恢为四师政治委员，并任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淮北区党委书记，成为淮北区一元化的最高领导。
1943年春夏；延安的“抢救”经验传到淮北，不久就发生了“淮中案件”和“泗阳案件”两起严重的肃特假案。
1943年8月下旬，淮北中学一女生在她偷窃别人五十元边币行为被发现后，为推卸错误，捏造是受一“特嫌”女生指使所为。在校领导的压力下，偷钱女生编造了“进步青年建国团”的组织，结果该校领导对全校师生实行了刑讯逼供，将一个220人的中学中的四十二人打成“特务”。此案上报边区公安局后，情况不仅未被澄清，边区公安局采用逼供信的方式，将“特务”又增加到五十六人，使全校二分之一的教职员工都成了“特务”。此案最后在邓子恢、彭雪枫的主持下，于1944年7月17日予以平反，并对有关人员分别作出处理。
“泗阳案件”发生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2月，在泗阳这个当时不到十万人口的县内，一连四次破获所谓“三青团县委”机关。短短五个月时间里，全县逼出一千四百多个“三青团员”，并逮捕了一百五十多人，范围涉及党政军民等各界和县区乡及部队连排班干部。1944年2月，案件进一步扩大，泗阳县委筹划大规模逮捕县武装干部。此案全由刑讯逼供造成，指控罪犯全部听信口供，有些则凭主观臆测，毫无人证物证。在邓子恢主持下，此案第三、第四批被捕人员在1944年3月予以平反（第—、第二批案犯继续审查）。邓子恢并代表区党委向在这案件中蒙冤的干部群众道歉，淮北区党委还宣布改组泗阳县委，撤销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的职务，给予纪律处分。
新四军五师远离军部中心地区，1943年11月华中局和军部调郑位三前往五师所在的鄂豫边区担任华中局代表，起因是延安和华中局对五师师长李先念在政治上不信任，认为五师内部已有内奸打入。郑位三早年毕业于武汉甲种工业学校，是1928年红安、黄麻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参与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后，曾担任过新四军二师政委。郑位三不仅革命资历雄厚，而且为人正直，处事十分谨慎。郑位三前往鄂豫边区后，没有公布中央两次任命他为鄂豫边区党委记兼五师政委的电令，“谨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出面工作”。郑位三甚至还私下提醒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被杀的教训！”郑经过调查，证明“内奸打入五师”一说完全不能成立。经过郑位三的工作，延安逐渐消除了对五师的“怀疑和误解”。郑位三、李先念在防止审干朝极左方面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边区党委从无线电通讯中收到延安转发的许多“抢救”经验和指明某某是特务的电报，但是郑位三等吸取了内战时期滥施肃反的教训，在五师及鄂豫边区，都没有搞“抢救”，“仅在黄冈的审干曾一度发生偏差”。
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内的审干、“抢救”虽在规模上小于延安，但是由于华中紧邻国民党区，党内清洗的激烈性和残酷性仍十分突出。多年来，华中和新四军内一直在进行日常性的锄奸、肃特、“肃托”工作，只是过去这类工作多由保卫部门秘密进行，“肃奸扩大化”一类事外人一般不得而知。还在“抢救”运动之前，1939—1942年在淮北、淮南就先后以“托派”、“内奸”的罪名处决了戴季康、查化群、韦延安三位青年共产党员。
戴季康，1918年出生在四川省巴县一农民家庭，1934年来到上海，进入陶行知创办的大场山山海工学团，1935年秋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批准，戴通过上层社会关系的介绍，进入皖东北泗县县政府做统战工作，公开职务是县政府政训处副处长，并担任了国民党地方部队安徽第六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政训工作。1939年11月，戴以“托派”罪名在安徽泗县羊城镇（今属江苏省泗洪县）附近被杀。临刑前，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年仅二十一岁。
查化群以“托嫌”、“内奸”罪名被处死是在1942年冬。查也是在苏皖边区从事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1938年底，查化群经鄂豫皖区党委批准，前往国共合作的安徽怀宁县石牌区任区长。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查退回根据地，被分配到新四军二师四旅任副官主任，并担任过旅的作战参谋。处决查化群之前，二师政治部主任张劲夫曾表示不同意，但不起作用，几十年后张劲夫披露道，此“是更高层决心处决的”。
张劲夫调四旅任政委后，对尚被怀疑为“托嫌”的旅政治部宣传科长余路尽力予以保护，使他未受牵连。查案也是在八十年代初才由安徽省委平反。
韦延安是广西学生军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受鄂豫皖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张劲夫单线领导，在苏皖桂系部队做统战、民运工作，1940年调回新四军。韦延安在抗大四分校学习半年后，分配到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某团任连指导员，曾因作战英勇负伤，被提拔为营副教导员，1941年也被无辜怀疑为“托派”，遭到处决。韦延安冤案在1981年12月获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