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饿吞噬一切
到60年下半年以后，定量越来越低，最低点时只有13斤、11斤，每天3顿稀汤汤，上工时路上几泡尿，就没有了。到干活时，肚里空空，浮肿是普遍现象，死人的现象多起来了。当然过去也死过一些人，但那是个别的，例如我同单位的施宗仁，人大毕业生，原来并不相识，睡觉时在我隔壁（我们都住通铺，每人宽60-70公分，一间宿舍住50-60人），因而熟识，两人年龄和经历相仿，所以谈得十分投机。
以后我分到基建队，他到别的队，从此不大见面。可怜的是，他就在年底伐木时被大树撞到胸口，内脏迸裂，成了第一名牺牲者。锯木为棺、刨土为坟，墓地就在路边，每次经过，我都要为他默默致哀，想起小时读过王阳明的“瘗旅文”，七尺男儿，遽成孤鬼，魂无所寄，不禁悲从中来。
当年冬天，商业部一名刘姓局长也是同样命运，伐木时躲避不及，大树压在脑袋上，立时毙命。
第二年春天化冻时，车辆不通，三队的鸡群断食，场里动员全部右派步行几十里的泥泞小道到场部，然后用人力背运牲畜饲料回来，每人50斤。一名右派掉了队，途中失足掉到小桥下（下面无水），因体虚无力挣扎，爬不起来，终于死去。还有一个曹作仁，挨了队里的训斥，想不开，晚上投了井，第二天别人打水时发现捞起，已经冻僵多时，遍体通红。
以上种种都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些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但始终属于个案。后来呢，死人是家常便饭了，由于种种原因（零下30多度的严寒、饥饿和营养缺乏、重体力劳动（户外作业）、情绪低落绝望、社会和家庭种种压力等等）长期的相互作用，体质消耗殆尽，人们神情呆滞，对周围的反应很迟钝，除了想吃饱肚皮以外，对其它的一切不感兴趣，生命也变得异常脆弱，已经虚脱到没有多大抵抗力了，有的已经到了命若游丝的地步，生死之间仅一线之隔，昨天还似乎好好的，今早就一命呜呼了。昨晚还没有什么征象，一夜过去，魂归西天。没有听到什么挣扎，也没有抢救的过程。这些人有数十个，由于年代久远，他们的名字基本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交通部有个叫屠双的。
死人是家常便饭，干部们不当一回事，也不声张，一到早晨，往往有人被分派去野地里挖坑，就知道昨晚又有倒霉的事情发生了。
初冬的一天，队里通知，全体到小云山去突击抢收稻子，算是献礼。小云山距离住处20多华里，那里种的稻子应该是9月份收的，但当时不知为什么撂着不收，现在天寒地冻，头头们想起来要收了。
大清早（应该说是半夜）2点，我们都被轰起床，2点半开饭，天还未明就催促上路。天是那么的冷，我的棉胶鞋和棉手套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手脚象刀割一样痛，一直到中午还没有缓过来。稻子被早冰雪覆盖，干活时手脚整天泡在冰雪之中，苦不堪言。
一直捱到天黑，大伙正准备往回走时，却传来了队里的命令：谁也不准回家，要继续突击，通夜加班。天哪，干一天精疲力尽，冻饿交加，谁还有力气？况且当时的天已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还能割稻子吗？大家万分为难，既不敢往回走，又无法干活，可是又不能停下，因为寒冷彻骨，人都变成冰棍了，一停下来，病弱之身难以抵挡，再也爬不起来，只有死路一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地里来回的运动，大家互相呼唤着名字，不让谁冻死过去。
如此到了下半夜，队干部看看实在干不成了，才勉强同意回去。几百号人踏上了回归路程，我也随着队伍慢慢前进。这回程可是太艰难了，路远、天黑、冻饿、无力、地下是东北有名的冻草墩子，每个20-30公分高，上部半个球面，连雪带冰，一脚高一脚底，白天通过尚且十分困难，晚上摸黑穿越，更不知道摔了多少跤。我们互相呼唤着名字，凄厉的声音在寒空中飘荡，它鼓励人们要坚持，再累也不要停步，绝对不能掉队，因为掉队意味着失去联系，孤军奋战，就离开死亡不远了。
麻木的人拖着麻木的脚步，艰难地向前挪行着，思念里是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单纯的愿望——回家。个人的力量在残酷的大自然里显得多么渺小！
终于，不该出现的事情出现了——队伍越拉越长，体力好些的走在前头，年老体弱有病的掉到老后，尽管前面呼声不绝，后面的答应声却越来越微弱，可能他已经倒在草甸子里，再也起不来了，可能他体力实在不支，在极度劳累中坐下了。他麻木的思绪原本想稍稍休息一下缓口气再走，但老天爷很可能不给他机会了，一坐下，他就再也起不来了。
半夜以后，先头部队到达，以后陆续有到达的，但人数总点不够，到了清早还差7人，于是派人循原路找去，原来这七个人已横七竖八倒在草墩子里，浑身僵硬，面色惨白，眉毛胡子都结成冰棱，已经跟冰天雪地融在一起，魂归大自然了。活着的人默默为他们送行，没有言语，甚至没有表情，只有悲哀在心头。
这七个人中有马金亮（可能是马金良，谁也说不准了，因为谁也不动笔写字，声音差不多就算了），他原是我们单位办公厅的人事干部，东北汉子，朝鲜战场下来的复员军人，时年30多岁。他是劳动者出身，干活很有门道，刚到农场时，我们都不会干活，唯有他样样都会，是大家的“顾问”。他寡言少语，但秉性耿直，在饥饿的大潮中，他体力超支，越来越瘦，平日更加沉默，这次终于成了草甸饿鬼，魂死他乡，实在令人扼腕长叹。79年我回北京落实政策时，碰到他的子女也从辽宁来为父亲落实政策，家庭境况很差，得了一纸平反书后，希望得到一些补助，但遭到拒绝，无可奈何地回去了。
死了那么多人，场队干部有什么责任？没有，没有听到他们有一句反省和最低限度表示抱歉的话。死了就是白死，他们还烦着呢。
60年底，第二次中央考察团来到，成员中有我们单位的李世伟，他们看到的是一副凄惨景象，个个脸黄肌瘦，有气无力，绝大部分浮肿，死亡的已占10%以上，其余的也濒临死亡边缘，再这样维持下去，右派们要彻底灭绝了。他们害怕无法向国内外交代！李世伟私下对我说，这哪是人待的地方？
考察团宣布了对一些人的摘帽名单，是为第二批摘帽。摘帽之夜，不免要座谈讨论，摘了帽的总有些激动，表态要感谢党的关怀等等，到第二天早发现，原教育部的郭冠军因为忍受不了那分激动，在半夜魂归西天，虚脱之身，已经无力承载那份情绪动荡。
据说考察团向中央反映后，中央决定把所有的人都转移出去，于是一声令下，全部撤离，作鸟兽散。我们设计组的徐学仁到湖南株州，李国钧到四川，张恩余到山西太原，李元驹到湖北，由此各奔前程，失去联系，至今我还很想念他们，不知道今生还有没有见面机会。
（2009年8月后，经过努力寻找，我已和沈明、李元驹和朱传铭取得联系，张恩余已经在几年前去世，其余的人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