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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真正的五大风险

这几天,一篇关于中国23个省市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达到45万亿的报道疯狂刷屏。我看了一下报道的来源,是华夏时报。原报道是这么说的:《华夏时报》记者根据各省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至今中国已有23个省公布了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累计投资超过40万亿元,如加上尚未公布的省份,今年投资不少于45万亿。

23个省市,45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算不算大?如果看一下去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其实并不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9.6万亿元,比2015年名义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8%)。相对于去年近60万亿的投资总额,23个省市45万亿的投资目标并不是偏离太大。但这个报道之所以造成大家刷屏,内心担心的,仍然是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是重回投资刺激的老路,还是能够保持定力,戒掉刺激的毒瘾,坚持供给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真正完成转型。

众所周知,2008年本轮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一直在纠结中运行,一方面明知中国经济靠投资和房地产无法长久,另一方面,一旦经济下行,又不得不回到刺激的老路,使得转型和升级的时机一再延误。2016年,尽管定位于供给侧的开局之年,但事实上,如果没有投资和房地产的亮眼表现,2016年中国经济的数据肯定比预想的要糟糕。

在经历2016年房地产狂潮之后,面对泡沫破灭的压力,以及杠杆和风险的不断累积,高层明确定位2017年求稳,“稳”是主基调,主旋律,在稳的前提下,坚持推动供给侧改革。毫无疑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某种程度上而言,供给侧改革决定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供给侧改革作为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战略举措,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肯定会贯穿中国经济转型的始终。而要坚持供给侧,就必须和以前的投资拉动和对房地产的依赖做一次真正的告别,否则,所谓推动供给侧改革肯定无从谈起。投资刺激和房地产依赖是供给侧的大敌。之所以大家一听到“45万亿”的投资目标就惊慌失措,过去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对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更为复杂的态势,高层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谈具体风险,除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资本加速流出的压力,还有债务悬崖、民间投资的下滑、制造业的不振,以及强势美元对中国经济的外来冲击和可能面临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

总结起来,我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真正的五大风险:

一是刺激依赖症。和吸毒上瘾一个道理,无法接受每次经济的自然调整,对增速下滑“零容忍”,无法走出一下滑就刺激,一刺激就见效,刺激完了又下滑的“周期律”;

二是不改革或乱改革的风险。改革是民众最大的期待,是稳定信心的关键。2月19日小平去世20周年,民间自发抒发对小平的思念之情,背后是大家对改革的重大期待。目前民间投资不力,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缺乏信心,关键还是没有看到改革强有力的推进,这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三是过去刺激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笔者预计,今年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债务导致的资金链条断裂的可能很大,一定要预先防范;

四是房地产调整的风险。今年房价调整肯定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房地产下滑,中国经济会不会又回到投资拉动的老路,我看概率不小;

五是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的战略应对问题。对特朗普,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我们总是缺乏前瞻性的应对举措,显得被动。

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政策的运行逻辑看,每次经济下行,事实上都是对管理层有无决心推动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考验,是对中国能否摆脱“刺激景气”的重大考验。从中长期周期而言,我从来都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海外一些机构一再预测的崩盘,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系统风险却随时可能爆发。而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一再延误改革时机、一再采用不当的刺激政策所致。身体虚弱,正气不旺,皆在于此。解决这些风险,不是以毒攻毒,再次采用刺激政策,而是痛下决心放弃刺激,重回改革正途。

“古来圣贤皆寂寞,莫因刺激留骂名”。中国经济早该放弃刺激,回归供给侧。如果在供给侧上再停留在文件,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地接受刺激,中国经济就真的麻烦了。我们不能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但的确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挥霍和浪费。外界对45万亿有误读,但对投资刺激的担心永远都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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