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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参会的中央决定不允许学生造反

1966年6月3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除去毛泽东,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制订了“中央八条”,规定:(1)大字报不许上街;(2)不得在街上集会;(3)不得上街游行;(1)不得包围住宅;(5)内外有别;(6)防止坏分子破坏;(7)禁止打人骂人;(8)防止运动产生不良倾向。

说到这一天,要推到几天前的1966年5月2 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发起组织了红卫兵,并以极其自豪自信的声音宣誓:“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不久,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口气又升级了,他们不再仅仅是保卫,而是开始主动出击: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我们要把火药味儿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6月初,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等地处海淀区的中学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学生组织。

学生们的串连活动,以及中学生的组织很快被上层觉察。这不符合17年来的行为规范,人民群众固然是主人,但必须由他们的杰出代表代为行使主人的权力。

据清华大学的《文革大事记》记载,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主席曾说:“教员和学生不得举行秘密会议,红卫兵是一种秘密组织,因而是非法的”。

事后证明,红卫兵的确是历史长河里的一股逆流,而且红卫兵的无知与残暴已经载入史册。

有了6月3日中央的决定,工作组随即进驻学校。

刚刚组建的红卫兵小串连遭受挫折。工作组不允许学生串连,搞“反干扰运动”,称违反禁令、偷偷串连的学生为“游鱼”。红卫兵们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积极写大字报的学生也感到压抑。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刚刚结束不到十年,有的地方还没有结束的四清运动,使年长一些的教员、学生想起……小道消息不胫而走,“要抓右派学生,严惩捣乱分子”,“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8月份结束运动,不要影响9月1号开学”之类的首长讲话,在学校也开始产生影响。一时间,沸沸扬扬的大字报、大批判浪涛不再汹涌澎湃。

工作组似乎一下稳住了形势,不过这是短暂的,所有这一切都赶不上毛泽东一句话。不久毛泽东一个人推翻了中央的决定,红卫兵顷刻死灰复燃。

(摘自金汕、方正、孟固、陈义风著《青春的浩劫》一书,1996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金汕修改后发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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