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吃早点，最常见乃是“四大金刚”：大饼、油条、豆浆和粢饭。我于帝都客居，常于梦中惊醒，梦境总是相似：在虹口家附近的弄堂里排队买大饼，香葱和酥油在烤制中散发出奇异的香味，辘辘饥肠每分钟都在“咕咕”作响，你还得时不时踮起脚看最前面的大饼摊——有个讨厌的食客居然一下子买了10个！好不容易排到，用油纸捧着，那烫是真切的，那香更浓郁了，嘴巴摆出“啊呜”的形状，就要一口咬下，闹钟却忽然把你拉到现实，只有指尖犹温，似乎还是刚刚拿到大饼。
▲上海早点之“四大金刚”
这样思念大饼的并不止我一人，还有漂泊异乡的张爱玲。
那时，她的牙已经很坏，不能随意吃自己热爱的绿豆糕和枣泥饼，可依旧馋家乡的葱油大饼。她曾经逛过蒙特利公园市的华人超级市场，买回一种“刘记葱油饼”，橙色油渍透的纸片，用黑钢笔蘸水写了葱油饼，一块九毛五，标明了使用的是素油，真是解乡愁的雪中送炭，她买了两只，味道自然比不上之前在上海吃过的，总算是过了瘾，比写那篇《谈吃与画饼充饥》强多了。
可是她终究没找到油条吃。油条是全国性的食物，在北方叫“果子”，到了闽南变成“油炸鬼”，浙江还有“天罗筋”的说法，有趣的是在任何一地叫油条，大家都约定俗成似的心知肚明，并不因此吵地域架。油条可单吃，也可搭配其他，对上海人来说，吃大饼不配油条，好像也比得“鲋鱼多骨，金橘多酸，莼菜性冷，海棠无香，曾子固不能作诗”之类的“人生五恨”了。
张爱玲在学校时，宿舍里收拾卫生的老女佣，常常为学生们走私贩卖点心与花生米，大约也为张爱玲买过大饼和油条，因为她听那女佣把油条唤作“油炸桧”。那时候，她便习惯于把大饼油条同吃，“由于甜咸与质地厚韧脆薄的对照，与光吃烧饼味道大不相同，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有人把油条塞在烧饼里吃，但是油条压扁了就又稍差，因为它里面的空气也是不可少的成分之一。”
也许因为此，上海人总把一根油条两张大饼称之为“一副”，小孩考试得了100 分，会称之为“一副大饼油条”，乃是象形之意。我儿时大考，也曾经迷信，叫妈妈买了“一副大饼油条”吃完去考，倒不曾拿100分。张爱玲爱吃大饼油条，她笔下的人物也爱吃。《半生缘》里，南京来的“富二代”世钧自己在上海工厂里当工程师，早上也是经常吃大饼油条的：
世钧一面吃着一面问：“你们早上吃什么当早饭？”曼桢道：“吃稀饭。你们呢？”世钧道：“叔惠家也是吃稀饭，不过是这样：叔惠的父亲是非常好客的，晚上常常有人来吃饭，一来来上好些人，把叔惠的母亲都累坏了，早上还得天不亮起来给我们煮粥，我真觉得不过意，所以我常常总是不吃早饭出来，在摊子上吃两只大饼油条算了。”
大饼该配油条，配大饼油条的，永远是豆浆。上海人管“豆浆”叫“豆腐浆”，分为甜咸两种，甜的加糖，咸的丰富，加酱油、辣油和葱花，还有虾皮、紫菜以及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油条。据说，“文革”中开小组会，会上每次必呼“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其中某人牙齿漏风，误把“万寿无疆”说成“咸豆腐浆”——吴语里，咸念作“han”，倒和“万”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个小错误，这位老先生便因此不断挨整，差点送命。
张爱玲和姑姑都爱喝豆浆，无论是住在赫德路HartRoad（常德路）上的爱丁堡公寓，还是帕克路ParkRoad（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她们都曾经拜托开电梯的司机帮他们去买。“托他买豆腐浆，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是砸了还是失窃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时，他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来，我们问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的，也不得而知。”
在美国，豆浆当然是缺乏的，张爱玲只好喝点牛奶，她每天喝的TWO-TAN牌鲜奶，大约为了身材，选的是低脂，枣子红方楞硬盒浮着白颜色商标，一盒大约一个品脱。在美国，买盒装牛奶的人不多，因为并不经济，家常用都是一加仑的桶装，也有大尺寸的纸盒装，张爱玲选的是最小的盒，大概不是因为喝不了那么多，而是因为她并不会开车，瘦伶伶地提不了多少东西。她去世之后，晚年最信赖的朋友林式同去开冰箱，冰箱里最显眼的，是“四五大包ENSURE营养炼奶”。那种营养奶昔我曾在纽约的超市里见到过，如获至宝一般买了，却很不好喝，有种奇怪的厚重感，堵在喉咙里下不去，据说添加剂很多，不该多喝。但那却成为张爱玲晚年的恩物，她靠这补充营养，还曾因此喝坏过肚子。
在这点上，我还是比张爱玲幸运些，因为小区门口，便可以买到北方的“大饼油条”——煎饼果子，要油条不要薄脆，配上一杯淡如水的豆浆，聊以慰藉，聊以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