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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区隔是通往平等增进福利的必由之路

价格管制的结果是减少供给同时增加需求;黄牛是价格管制下真实需求的筛选者;有良知的理性的医生对黄牛号更认真对待;自由市场的价格是识别优劣的唯一信号;政府没有识别优劣的能力。

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由结果平等的梦想花团锦簇铺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数人想法太简单。这种简单,不能用单纯来形容,只能用单薄、无知来描述。是思维方式的缺陷和思维能力的匮乏所致。这跟文凭没有关系,很多人读书读到博士博士后,依然幼稚无知到死。空有理想,不知现实的道路如何铺就。甚至不惜为了乌托邦梦想,亲手毁灭现实可行的道路。所以,发达国家的大学,经济学和法学是必修课,这是培养健全人格和健全思维的开端。

世界上相当多人想要的就是结果平等,平等的机会他们把握不住,回过头来把结果不平等归结于机会不平等,并以此要求结果平等!(参见笔者《机会公平下的社会撕裂在全球涌动》一文。)

这是切入正文前的一点感慨。接下来普及的经济和生活常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必须直面的客观事实,可能会让一些人很不舒服,甚至气得吐血。希望那些没有一点经济常识,只有一肚子肝脑正义的有血性无理性的自动走开,否则气死人不偿命。如果跑到我的微博微信前骂街,也全部会被我清除出粉丝之列。不论微博微信,发现一个,请走一个。因为,常识短路下的正义是伪正义,是祸乱之心源。

2016年1月25日,北京广安门中医院,一位东北来的女子怒斥票贩子将一个300元挂号费炒到4500元的视频被广为转发。27日《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该女子回老家后接到陌生电话和短信威胁。女子说自己只是普通大学生,为带瘫痪的妈妈来京看病,她们租住在医院附近130元/天的地下室中,每次去医院,妈妈都由她背过去。如今,“她怕再带母亲来覆查时会遇到危险”。

此事引发巨大的同情和愤怒。但我要说,这是价格管制和扭曲的必然结果,除非放开管制、回归市场定价和竞争,否则,此事无解。

1)价格管制的结果是减少供给同时增加需求

医院挂号黄牛屡禁不绝,原因在于恶性排队。恶性排队是区别于良性排队而存在的。良性排队,就是指供给能满足需求,排队只是时间上的先来后到。恶性排队是先来后到也不解决问题,总有一部分人的需求满足不了。满足不了的情况下,一种解决方案是提高挂号费,让市场调节。另一种办法是价格管制同时打击号贩子。

提高挂号费让市场调节价格和需求的办法是终极解决办法,它的好处很多:首先是让名医实现了自身价值,从而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努力成为名医,时间一长就增长了名医的供给,同时一流医生还会带出更多水平更高的二流三流医生,让更多的患者受惠,并形成对各个阶层患者都有利的普惠效应;同时,因为名医和各层次医生之间的竞争更大了,服务价格也可能因此相对下降。而不像现在,挂号价格严厉管制,医生和医院被迫成为卖药先生,把中国人变成了世界第一大药罐子和抗生素瓶子。

市场调节挂号费还有一个巨大好处,就是挤出无效需求。价格管制的结果就是价格严重低于价值,无效需求就会水漫金山一样冒出来。价格和价值背离得越严重,无效需求就会越多。有人因此而看一个小毛病也许也要去挂顶级专家号。结果对患者和医生都是两败俱伤:浪费了顶级医生的价值,一些真正有需求的患者被无效需求者挤了出去。

泛公平主义者会来将我市场自由的军:专家号价格那么贵,难道穷人生病了就只能等死?开车可以开好一点差一点,吃饭可以吃好一点差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点差一点,生命权面前总该人人平等吧?

但是很抱歉,只要医生的水平不是在一条线上,生命权面前人人平等就注定只是一场春梦。首先,好医生的分布地域就不平等。最好的医生一定分布在交通最便捷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地方,才能最大限度最低成本地服务患者。那些偏远地区的人们,即使医生挂号费是零,他也要付出额外的交通、住宿等成本。这个成本比挂号费贵多了。

你说我不管路费住宿费,我只管低廉的挂号费。那就只有走挂号费价格管制加严厉打击号贩子的道路。前面说了,当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时候,就会刺激很多无效需求。真正需要的病患有可能永远排不上号。那么,面对亲人生死之大事,就会出现网友王二先生所说的状况:“当亲人病重将死,专家号却排满了并非急症的病人,此时真心感谢黄牛啊!全世界只有他帮我!这种畸形的心理感受,让人崩溃!然后有两种不同的诉求:第一种强烈要求政府做好分配主持公道,另一种愿意出高价挂号费,让普通病人和黄牛都滚一边去。前者是幼稚园思维有问题找老师,后者是成人方式求人不如求己。”

此时,真正需要的、愿意花大代价找票贩子的病患(不论贫富),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高于市场定价下的挂号费价格!因为他花的是不透明的黑市价。但黑市价仍然有可能大大低于他一家几口人在北京住下来长期等不到号的成本!票贩子越猖獗,说明恶性排队现象厉害,也说明价格偏离价值的轨道越远,号贩子获得的差价也越高。

更可怜可气可恨又可怕的是,比医生挂号费高得多的黄牛票,却没有落入优秀医生的口袋,没有用来激励整个国家医疗供给的增加和医疗水平的提高,而是落在了寄生的黄牛集团手里!这些包括安保集团、黄牛、医院管理层、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等在内的寄生集团,反而有可能拿走了比十几年辛苦学习、几十年辛勤工作的医生多得多的收入!整个行业陷入腐败、低质、低效的陷阱中无以自拔!

靠管制和打击是永远管不住黄牛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一遇到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打击黄牛,但黄牛有可能却是整个院外寄生利益集团最弱、收入分成最低的一环。真正得利的是一边做救世主一边做奴隶主的管制体系。

2)黄牛是价格管制下真实需求的筛选者

最关键的是,站在真实需求患者的角度,当他的前面排满了并非急需的病人的时候,黄牛并非是可恶的,而是他唯一救命的稻草!因此,换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黄牛不仅无过而且有功,他们是价格管制下真实需求的筛选者。只要不是受到黄牛集团的强迫,那些或出于无奈,或积极主动选择黄牛、愿意付出十倍、二十倍甚至更高价格排到号的人们,一定是真正在各种利益考量下急需服务的病患!

3)有良知的理性的医生对黄牛号更认真对待

此时,价格成为医患互相识别的重大信号!有经验、有良知的理性的医生,即使不和号贩子分成,也往往对号贩子的号更认真对待。因为他清醒地知道,那些不管出于无奈还是积极主动找号贩子的人,一定是真正的急迫需求者!

2016年1月27日,搜狐财经就出现一篇文章,《医生为票贩子辩解:我为什么看黄牛号更认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专家杨庆大夫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认为看病难并不是黄牛造成的。即便清除了黄牛,患者仍然要付出竞争的代价,代价并不比给黄牛的低。挂号费低使得病情较轻的患者也加入排队竞争,耽误了病情较重的患者。应该放开垄断,让竞争的力量使得更多优秀医生出现,才是解决看病难的途径。作者语重心长地说:

关于打破垄断和如何实现平等公平,有些话不方便说,以后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可以谈得更细一些。有一句话要告诉大家:“金钱上的平等比权力上的平等进了一大步,要实现最终真正的平等,这一步终究是必须要迈出去的”。

最后,对那些思维简单,动辄要打要杀的人分享一下自己思想的成长经历。年轻时,痛恨小偷。有一次,愤怒之极也说过:“凡是小偷,逮住了。就判死刑,我就不相信还会有小偷”。一我尊重的长者听到了,问我:小杨,小偷在这社会会不会完全消失?我想了想,答:不能。他又问:“那不能完全杜绝小偷的情况下,偷一点东西就判死刑。那小偷偷东西的时候,被人发现了,会怎么做?”我一下明白他的含义,小偷会杀人灭口。因为逮着就是死,绝不能被人认出来。看吧!看起来严酷却有失公正的法律,杀掉的不只是小偷,还可能是被小偷偷的无辜的人(不过,这些人说不定也是小偷死刑的赞成者)。

思维请不要太简单。当我做了20年医生后,慢慢成长中更明白了,所有的政策的制定,不是严格就好,而是要公正。对病人如此,对医生不也当如此吗?

4)打击黄牛是双刃剑

打击黄牛会把黄牛掌握的票号回归排队市场,但无力解决没有权力、没有关系、没有现代排号手段、雇不起人排队的患者排不到号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过度需求的问题。甚至直接抬高外地患者等待中的居住等成本,一些真正需要的患者甚至因排不到号而错失救治良机。

根本解决办法只有放开价格。放开价格以后,同时挤出无效需求和黄牛票,短期供给立即增加,挂号价格会比现在高,比黄牛价低。中长期则刺激良医供给。

一个小问题:打击黄牛,那么要不要同时打击雇人排队?如果不打击雇人排队,黄牛会不会换一个马甲出现?如果同时打击雇人排队,那些老弱重病患者怎么办?

5)打击黄牛不如开放价格和竞争

1月29日,《新京报》报道,警方在广安门中医院等三家医院共抓获号贩子12名,其中在广安门中医院抓获号贩子7名,其中作拘留处理4名。记者走访了广安门中医院、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积水潭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等6家医院发现,各大医院加强了对号贩子的管理和清除,号贩子难觅踪影,但仍有部分号贩子顶风活动或选择晚上到医院售卖就诊号,医院号贩子并未完全根除。

是不是大快人心?但是且慢。这不过是又一轮风头上的运动治理。风头一过,运动也将过去,一切回归原样!

当天晚上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你好,明天】写道:“警方连续抓获医院号贩,号贩因‘风声紧’再提价。但如果不能从技术、法律上下刀,他们会死而复生。大国医改实在不易。要想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就要提高医生待遇和尊严;要想看得上名医,就要推动分级诊疗,给大医院减负把小病交给社区。医院‘得病’,从来没有灵丹妙药,一帖一帖来。”

但要我说,说难实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允许市场化自由竞争的领域都会变得很好——服务水平提高,服务价格降低。反之亦然。教育、医疗两个领域,是不是迄今为止市场化程度最低的领域?与其耗费无尽的管制和打击力量,不如开放这两个领域的自由竞争,开放准入,开放价格,降低税费——把用于管制的高昂行政成本转换成鼓励行业发展的减税力量,在今天这个经济下滑的年代,这两个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不正是中国由传统工业向服务业转型、一举多得的重要领域吗?

至于教育、医疗领域的平等保障,完全可以通过教育券(人口大流动背景下,)

6)自由市场的价格是识别优劣的唯一信号

价格不仅可以自动筛选出匹配的合理需求,排除非急需的不合理需求,而且也是识别医生好坏优劣的唯一信号。如果所有医生的挂号费都一样,医术的好坏优劣就没有区分的信号,熟人社会可以通过口口相传来识别,非熟人社会患者就成了睁眼瞎!这对消费者和患者都是极大的不公平。

价格是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来发现和实现的。有人说那当年张悟本怎么样?他的挂号费2000元还要排队。这其实是市场发现初期的自然现象,林肯名言: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张悟本最后不是穿帮了吗?

你开的价格越高,受到的市场检验也越严苛。而那些在市场初期敢试高价的消费者或病患,事实上相当于用他们自己的真金白银,以先行者的身份,帮助普罗大众检验商品和服务的成色。他们自身付出高价、优先享受优质服务甚至“哄抬市场”的行为,大幅度降低了后来者的筛选和识别成本,难道不也是对社会的重大贡献吗?

讲两个例子,足以充分说明,没有价格,多数人会不识好歹不知优劣,尤其是对于一些不那么直观的东西,比如知识的价格,医生的服务也是知识的一部分。

一个例子是,现在网络很发达,网络上有非常多免费的优秀课程。但是有人专门做过调查,即使接触到了这些优秀课程,也知道它们就是最优秀的课程,真正能够完成这些课程的,不到3%。这就是免费的午餐,人们不懂得珍惜。是为“不识好歹”之一种。

再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的亲身实验,也多次说到过,在这里不妨再说一次。2014年我启动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大焕安居工程)计划”,免费帮助普通民众实现在大都市购房的梦想,但是第一批精心做的8个方案,跟踪半年,最终只有一个人去行动,去实现,导致原来想做200个案例的计划提前宣告失败和破产。而这个唯一用行动实现梦想的人,一年时间,58平米的房子(四处融资筹集首付49万),由单价2.5万涨到了3.5万。一年升值了58万元。但是其他几个人,却不能识别我的方案的好坏,束之高阁。

后来我就改变了策略和方法,不再免费,而是设置较高的门槛,用收费的形式实践哈耶克“商业是最大的公益”理念。我得到了回报,客户得到了筛选,他们行动率和收益也大增。由此形成稳定的、让人仰视的价格和服务,由合理的价格奠定了智慧的地位。客户有能力有急需的,通过花钱买智慧的形式找我;还没有能力或者还没有急需的,从此会更认真读我的书、看我的微博和博客等来学习我的理论和方法。在此过程中,不断有人建议我开通微博微信打赏功能,能有收入,另外一些不得不在淘宝上买我绝版书的朋友也能给我付款。我说没关系,我不在意别人盗版或复印我的书籍。更欢迎大家免费读我公开文章。我的知识价值已体现在教育培训、咨询等它处。在我收费之处,奠定知识的地位。选择我的,一定是人们高度理性、反复权衡的结果,他们的获得将远大于付出。免费之处,则形成了普惠。

2016年1月28日,又一位大焕财智书院一期学员(邬WX)来报喜:“记得买(北京通州)华业东方玫瑰之前也咨询过老师,去年5月2.4万每平米买的全南两居,如今链家网二手房报价也有3万多了。首付不到70万,总价214万,现在二手总价大概280到300万之间。当初参加第一期大焕财智课程学习,是多么的正确。”

正在我即将发出这篇专栏的当口,1月30日上午9:17,又一位学员WIER发来微信:“童老师,我(北京通州)通典铭居的房子最近又升值,目前报价3.1万左右,投资一年升值30%左右,感谢能够参与你的课程。这次买房有两个收获,一个是更深刻的理解了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顺应这个大前提正确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一般都不会差,顺势而为,走得慢也比逆方向的快。第二个收获是,同等首付的情况下撬起更高的总价房收益更高,比如我当时同等首付可以买华业和通典铭居,而现在华业的涨幅明显高于通典,因为华业的总价更高些。”

这就是价格作为识别信号的重要作用。那些付出高价的人,实际上在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帮助普罗大众去识别,这个高价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所以,价格既是识别优劣的唯一信号,也是优胜劣汰的前提条件。你滴水之付出,我涌泉之回报。这就是价格对全民福利的提升作用!

医院和医生更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行业,更需要价格来识别、来鉴定真伪。

7)政府没有识别优劣的能力

在圣主明君的中国式思维里,普通老百姓总是寄希望于权力万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政府也是由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组成,他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具备超出常人的识别好坏优劣的能力。各种“特供”和“专服”,也是他们利用权力的特权,在摘市场长期竞争下胜出的果实!

由政府来培养和识别优劣,几乎见不到真正成功的例子。比如国企是世界上效率最低、腐败最大的企业所有制形式。中国的教育和知识产出,迄今为止也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是最腐败落后的领域。本应引领中国进步的思想教育领域,反过来成为最拖中国后腿的保守落后领域。就这几天,网络上在同时说两件事:一是中国智库数量居世界第二;二是这数量世界第二的中国智库,专门生产垃圾,正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批评中国知识界现状:知识短缺,都在炒概念。靠职称评聘和文凭学历,是无法鉴别出哪些是真正的人才、哪些是蠢才的。

如果把市场的价格识别机制都取消,由政府来告诉你哪些是优秀医生哪些不是,这就变成了由政府独家垄断供应医生。但由于优秀医生数量总是有限,他就有可能告诉你说,天下所有赤脚医生也都是好医生。于是,作为普通百姓,就是被赤脚医生治死了,也只有感恩戴德谢主隆恩的份。这就像政府为了应付普通百姓对学区房的无止境需求,会通过各种办分校的形式告诉你说:所有的学校都是好学校!而事实上,为了争夺名校,北京的学区房都已经最贵的10平米卖了400万元了。这是刚刚过去的2015年的事情。而学区房,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黄牛党呢?

结论

只有自由市场能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管制不能,再大的权力都不能。这么简单的常识,却要以“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勇气来不断重申,这就是生在天天跪在地上期待圣主明君强权管制的弱智中国的悲哀。

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名言: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永远不会。

社会比我们直观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告别简单化,学会复杂思考,是成为独立、自由、健全的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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