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发生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每年7月，国际社会聚集在一起，缅怀和哀悼死者。小镇如何走出历史梦魇、构筑常态来来？仅靠一年一次表述伤心够吗？
斯雷布雷尼察人恐怕很容易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己的家乡每年只存在几天—至少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心中是这样。
“季节”开始的第一个迹象是记者涌入，坐在酒店的餐馆里敲打键盘。一位当地人抱怨“总提同样的问题”。
从我在的这家餐馆凭窗眺望，一座清真寺和一座教堂并肩而立。考虑到历史，斯雷布雷尼察小镇非常出奇的一点是，这里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尔维亚族人几乎各占一半。
7月11日，政要开始抵达，许多坐着直升飞机，来斯雷布雷尼察纪念1995年被波黑塞族军队谋杀的8000多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男人和男孩。
完事，所有的人都走了，剩下的，只有斯雷布雷尼察现有居民。他们对此并不满意。
哈桑•哈桑诺维奇说，“只有在纪念日的时候我们才受到这样的关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必须留在这里应付日复一日的生活。”
这个小镇充满了令人心碎的故事。哈桑诺维奇的经历可以说是最为超常的故事之一。
姆拉迪奇将军的手下无视联合国决议（将斯雷布雷尼察化为“安全区”）、无视联合国维和部队，攻入斯雷布雷雷尼察这个所谓的安全区。哈桑•哈桑诺维奇和父亲、双胞胎弟弟一起逃到镇外的丛林。只有哈桑一人活了下来……
10年前，哈桑回到斯雷布雷尼察，现在他是博托卡里公墓纪念馆的负责人，参与筹划每年一度、在屠杀纪念日前举行的和平游行。不过哈桑表示，仅仅聚焦过去，损害了现在的小镇人。“需要展现的是死亡之后仍然有生命。我们需要说服其他人在这里投资、在这里构建未来，特别是年轻人。如果年轻人都离开了，斯雷布雷尼察就会死亡。
所以，我想问的是：世界希望看到斯雷布雷尼察再死一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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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雷布雷尼察8000男人、男孩惨遭杀戮
从许多层面来看，斯雷布雷尼察年轻人面临的问题和波斯尼亚其他地区的年轻人并没有区别。
年轻人失业率居整个欧洲前列，就业率还不到40%。但是，对那些冲突之后年代出生的人，小镇悲惨的过去仍然是一个附加拖累。
尼哈德•卡迪奇是斯雷布雷尼察网络设计、社交媒体公司“银色传媒”的创始人。他说，“世界总是在拿1992年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不是好事。”
为了宣传小镇的另一面—不仅仅是向当地人—卡迪奇和同事姆拉登•科吉奇一道创建了斯雷布雷尼察门户网站。
他说，“我们想讲述斯雷布雷尼察传递正能量的故事。我们得到当地社区的大力支持，刊登足球俱乐部、与斯雷布雷尼察有关的名人、旅游等故事。我们想告诉外人，斯雷布雷尼察并不仅有大屠杀。”
门户网站本身甚至也有自己的和解故事：卡迪奇是波斯尼亚穆斯林人、科吉奇是塞族人。不过他们执意淡化这个角度。卡迪奇说，“我们不过是正常工作。需要工作，我们当然可以共处。”
为了给斯雷布雷尼察年轻人提供表述平台，科吉奇制作了100集视频短片，请青年人讲述自己的担忧。
科吉奇说，“不管种族如何，答案总是相同的。他们担心缺少工作机会、政治干预、年轻人的被动消极。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正常的国家、正常的未来。”
现在看起来可能性不大。自从1995年以来，波斯尼亚被分成两个“种族实体”。政府机制不仅令人眼花缭乱—有14个总理、三个总统、而且效率相当低下。
唯一的一线希望是与欧盟恢复“稳定和联系协议”，这将成为该国领导人的“胡萝卜”，驱使他们推进迫切需要的经济、社会和司法改革。
欧盟驻波斯尼亚特别代表维格马克（Lars-Gunnar Wigemark）坚持说，政治领袖除了合作、别无选择。“我们需要探讨20年后波斯尼亚将是什么样，而不是20年前。”
但是在斯雷布雷尼察，许多人根本无法摆脱过去。
在博托卡里公墓，海蒂德查•梅赫美多维奇在丈夫和两个儿子的坟前祷告。她向我们讲述说，她担心，来自各个不同种族的政治家会从国家长久、破坏性的分歧中受益。
她说，“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但是，我们还没有从过去汲取教训。波斯尼亚的孩子们需要了解过去，但是，他们并没有被给与这样的机会。”
冲突之前，斯雷布雷尼察人口将近四万，现在居民还不到当时的五分之一。如果人口继续大幅度下降，也许用不了多久，公墓中死人的总数就会超过生者。
波斯尼亚穆斯林人一个共同的感觉是，1995年，国际社会对斯雷布雷尼察“见死不救”。现在，来自两个种族的人都说，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那些自称波斯尼亚伙伴的人每年一次来这里表述自己有多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