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北平。军调处的美方人员列队撤离，他们正经过古老的皇城根下，墙上写着的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的工作是做全国引水委员会的主任，清理各个航道的漂雷和障碍，可是只清理了上海的航道，内战马上打起来了。等到我父亲退休了，可以在海关领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但是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他全数兑换，后来金圆券变成废纸。老人家一生辛苦，完全白费。
抗战以后的无锡大不如前，日本人占领时没有建设，没有更新，还是小巷子，还是茅坑，闻起来满城都是臭味。小河里的船可以到后门口靠住，我们家二三百年祖宅，前后三进，前面是街，后面是河，跟周有光家的房子一样。许家在无锡不算大家庭，人数不多，而且我们是外来的“客许”，我们隔壁有“本地许”。
无锡的经济有丝绸、纺织、机械厂、交通中心。内战对无锡没有损害，没有打仗。内战时，我不在国内，我父亲的理解，这仗根本不能打，共产党输了就谈判，一赢就不谈判。那个时代，由于经济混乱，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蒋介石用了特务组织来控制，更是自由分子受不了的。生活上，抗战第一年大概马马虎虎过日子，第二年就不行，第三年以下就越来越穷了，拿薪水过日子的人都过不下去。胜利后，好日子也没有几天。不过，国家替大学、中学设立公费，养活青年学生，功劳不小。陈立夫是蒋介石的教育部部长，中共宣传，骂他是“四大家族”之一，其实他没有贪污。他建议：“给我两个师的费用，我替国家保持学术香火不断。”
因为生活艰困，加上特务，大家都很气恼，当时也有发国难财享福的人，有奸商，也有权贵，所以一定有对政府的批评。年轻学生干脆就往延安跑，去了一看，像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发现延安是阶级森严的地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写得很有意思：“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有些学生投了延安又回来了，有些学生就无回头路了。当年在新四军的地方，比在延安要好，新四军没有那么阶级化。
在国家受敌人侵犯的时候，百姓总向往有一天建国，国家强起来，为了“中国”两个字，什么都不要了。很多年轻人，抱着理想，以为天下不平事，莫过贫富差距太大，立志要铲除不平。在共产党宣传的时候，这些大中学生大多没有真正在农村待过。中国农村的地主不是他们形容的那个样子，像收租院的故事，不是真的，白毛女的故事，也不是真的。但是大中学生理想很高，觉得将来要过一个平等的世界，当然对旧社会非常仇视了。国民党是有资产阶级，也有地主，有些农村来的人，到政府工作，到学校念书，是地主的子弟，比一般城市的穷孩子生活得好，所以就说这些地主的孩子带着钱过日子，大家要革命。最要紧是“中国”两个字，要中国站起来。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了百年屈辱。太平天国是代表基层要以西方的方式来革中国命，但是这个“西方”是非常虚假的，实际上是一个旧的帮会。紧接着的是维新，包括湘军、淮军将军们在东南各省的维新和建设。这还不够，于是一方面就有义和拳，另外一方面又有辛亥革命，都是民族主义的诉求。孙中山革命是驱除鞑虏、平均地权，革命分子以为，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执政的是外来者，满人的帝制。在日本，帮孙中山的人一部分是自由分子，一部分是帮会，帮会是希望笼络孙中山，借孙中山帮助他们进行东亚圣战，但是自由分子帮孙中山完全是思想的共鸣。孙中山下面一步是蒋介石，再下面一步是毛泽东，所以一系列下来五个阶段，都是一贯的民族主义。
我们那时候大多数的学生是左派的，很多人到了高二变成地下党了，晚上活动，不让我知道，因为我不能活动。那个时代左倾是一种时髦。
在抗战之后，我们晓得要有大变了，因为在大战之后，师老兵疲，人无斗志，人人只想回家收拾家园。大家对内战非常厌恶，希望早日过去算了。当时有一句话是“穷则变，变则通”，而事实变成穷则变，变则不一定通。大家对共产主义有期望，宣传很重要，内外都是如此，西方来的记者像斯诺、白修德，到了重庆不能理解中国会撑下去，一到延安，就觉得中国的希望在那里。
蒋介石孤立得很，手上的军阀都不听他的话了，冯玉祥老早跟他翻脸了，张学良关起来了。广西部队放在湖北，他管不住。云南龙云根本就不听蒋介石的话。老蒋这个人性格很自负，也很倔强，他不是想到自己反省，反倒运用特务，加强了控制。这是错误的，只是引起更大的反感。
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占了北方若干基地，南方除了新四军以外，基本上没有基地。国军厌战，老百姓盼望平安，没有人愿意打，士无斗志。国民党第一次法币改，第二次金圆券，整个经济崩溃，这两次使得民心尽失。那么，知识分子推波助澜，自己的怨愤之气，转化成要求国家改革。
我天天看报纸，一天出两三版的和谈消息。我们希望两边谈出结果来。共产党间谍工作做得非常好。美国的马歇尔被玩弄股掌之上，司徒雷登被玩弄股掌之上。
1946年2月政治协商，周恩来、邓颖超、吴玉章等七个人签了字。这是中共自己提的议案，反过来要求中共执行，党退出军队，党退出学校，全民选举，议会政治，共产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国民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若干年的军队国家化，也许情形会有变化。
我父亲当时觉得留在大陆肯定活不成，因为他的官阶比较高。他的海军教育是英式教育，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是英国的自由主义，如果不做军人，不做官，做学者，比我好。
（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