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江苏帮正是习近平要打掉的团团伙伙》中引用了一段“习主席语录”，原文是：“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
习近平的这段语录被公开之后，好事者奇怪为什么习近平不使用与“拉帮结派”四个字最常排列在一起使用的“结党营私”，而是在“团伙”一词的基础上制造了“团团伙伙”这样一个新词。有内地网友调侃说，“拉帮结派”主要是针对周永康及手下的那批人，“四川帮”、“石油帮”什么的；“团团伙伙”应该是暗指令计划、李源潮这批人，“团团伙伙”就是“共青团同伙”！
内地网友的如此说法纯属调侃，但令计划被抓之后“习近平借机打击共青团派”的说法在外界媒体上很有市场。比如当时日本的《产经新闻》驻京记者即撰写报道说：“令计划是中共党内主要派阀——共青团派的中心人物，他的下台对共青团派是重大打击，其案存在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率领的太子党抗争激化的可能性。”
报道说明了令计划的儿子2012年在北京车祸死亡后当局涉嫌隐瞒和后来令计划没能获得党内要职的经过说，“传说两年前令计划受贿嫌疑已曝光，中共纪委内部侦察过此案。还有消息说，总理李克强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等共青团派的国家领导层成员反对把令计划立案”。
该报道中评论说：作为习近平前任胡锦涛亲信的令计划下台，“带给中国政坛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巨大，令胡锦涛的清廉形象也难免恶化”。
胡锦涛虽已退位但在党内仍有很大影响力，李克强、李源潮、副总理汪洋等不仅与令计划同属共青团派，且至今居党内要职，主张宽松政策、国际和谐的共青团派与主张毛泽东时代极左路线的习近平对立，以反腐为由打击共青团派的习近平看来是意图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依笔者之见，抓了令计划之后，就算日后再清算李源潮，习近平对共青团这个“派阀”的总体策略也并非打击，用“伙并”二字形容也许更接近事实。
问题不妨从“中南海里的‘青红帮’”说开去。
早在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时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二零零七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因为一批分别具备红色家族出身和共青团背景者在这次会议上再次或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同时也还有数位红色后代也就是所谓中共太子党成员已经成为次年春天才会在“两会”上正式“当选”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国务院国务委员的内定人选，所谓的“青红帮”就成了中共中央党政领导群体里人数比例最高的两大“派系”——如果说毛泽东的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说法至今仍然还能成立的话。
“青红帮”当然是一个借用的名词，而讽剌中共政权里有所谓“青红帮”的说法，其实还是起源于一批中共元老对当年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批判用语。从一九八六年下半年开始，当时还在中共高层起着决定性政治影响的薄一波、王震等政治元老不断向他们的所谓“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耳朵里灌输胡耀邦的所谓“严重错误”，内容之一就是胡耀邦在党内推行重用“青、红帮”的组织路线。政治老人们这里说的“青红帮”的“青”指的是共青团出身的干部，“红”则是指“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造反派。但事实上，政治老人们当时举出的具体实例中，共青团出身者被提拔到高层的当时只有两位，一位是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另一位是在一九八五年十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晋升书记处书记的王兆国，而这两个人恰恰都是胡耀邦奉邓小平之命提拔出来的。其中的胡启立被邓小平视为胡耀邦的总书记接班人，王兆国则被邓小平臆想为接班人的接班人，即所谓的隔代王储。当然当时的胡耀邦曾经也动议过要把胡锦涛从团中央第一书记位置上调任中组部，但此动议早已经因为元老们的反对而导致胡锦涛被发配贵州。至于所谓提拔文革中的“红卫兵”的指责，政治老人们后来自己也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妥当，原因之一是当时那批政治元老们的出生于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初期的红色后代们，恰恰是文革初期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
如果再向前追溯的话，二零零二年以江泽民退位为标志的中共十六大上，因为胡锦涛的全面接班和曾庆红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实际充当的副总书记角色，立刻便有人用“青红帮”来形容分别由胡锦涛和曾庆红所代表的中共政坛中的共青团背景者和红色后代背景者，分别用“胡青帮”和“曾红帮”代表之。
分别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和二零零三年三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落幕之后，已经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层级的所谓“胡青帮”的成员主要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八十年代初中期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自治区委书记王乐泉（是胡锦涛担任团中央领导人时间的山东团省委副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是八十年代初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云山（胡锦涛和王兆国担任团中央领导人时间的内蒙古自治区团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是（胡锦涛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期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所谓的“曾红帮”，除了曾庆红本人，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另外，全国人大系统还有副委员长李铁映，全国政协系统还有副主席廖晖等。
十七大开过之后，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新鲜面孔里共青团背景者和红色后代背景——也就是所谓太子党背景者占了多数，除了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习近平和团中央第一书记出身的李克强，还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出身的李源潮晋升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前面介绍过刘延东晋升政治局委员；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的女婿王歧山晋升政治局委员，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出身的汪洋晋升政治局委员；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之子薄熙来晋升政治局委员；团中央办公厅主任、宣传部长出身的令计划晋升中央书记处书记。另外，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周健南之子周小川、黄镇女婿戴秉国等，也都在次年三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国务院国务委员。总之，在中共十六大基础上形成的中南海里的“青红帮”经过了五年之后，虽然曾庆红本人功成身退，但共青团势力和所谓太子党成员也就是红色后代们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是成倍增长。
二零一二年十月召开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中，与前面引述的日本《产经新闻》文章的观点一致，外界媒体大都是把汪洋和刘云山一并列入“共青团派”的，依据是汪洋的政坛经历中曾经是安徽省的团省委副书记。那么，如果把“共青团派”的“入选资格”界定为曾经进入过省级团委和团中央领导层，那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中的“团派”确实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是：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曾经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常务副书记的刘云山、前共青团中央书记常务书记刘延东、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三把手李源潮，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奇葆、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春华，前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前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杨晶、前共青团吉林省委书记杜青林，前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栗占书以及前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汪洋，一共十一名。
这十一个人里，李源潮和刘延东都有“红色家庭背景”已为外界所熟知，而栗占书因为本人是习近平政治亲信，其父又和李源潮父亲一样都曾经是五十年代的中共省级领导人，所以一直被外界媒体“指定”为习近平为首的“太子党”，而他的曾经的团省委负责人经历居然就被忽略不计。
仅以如上李源潮、刘延东和栗战书，特别是栗战书为例，就足够说明把中共党内高层的“派系斗争”说成是以习近平为首的“太子党”与“团派”之间的“争权夺利”没什么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