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播出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有人认为中共借此发出了政治改革的先声。
因为邓小平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很多人都有一种想象，假如邓小平活到今天，中国政治一定会是另外一种面貌。于是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到邓小平的改革道路上去。
这种想法是非常奇怪的。且不说后邓小平时代的两位最高领导人，都是由他亲手指定，其实中国一直都走在邓小平改革的道路上——中国今天的种种问题，诸如畸型发展、腐败丛生、贫富不均、人权恶化等等，正是这条道路必然伴生的现象。
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发表有关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之后，中国模式举世瞩目。随后很多中国学者论证，这种模式最适合中国发展，甚至能够拯救濒于危机的世界经济。于是若干中共党史专家指出，这么好的中国模式，并非默雷的归纳，邓小平早就明确说出这个概念，并一直坚持这种道路。
的确如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反复提到“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而且对这种模式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描述，那就是著名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指，“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多次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在南巡讲话中他仍然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20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20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呢？他定义为“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他说对了，2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在反这样的民主自由。
政治上搞集权专制，经济上搞自由市场，是邓小平理想的中国模式。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强化和固定了这种模式。因此准确地说，中国模式应该叫邓小平模式。
那么邓小平经常强调的政治改革是什么呢？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是“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邓小平谈话言必称社会稳定和“我们的事业”，但是很少说到人的尊严和权利。
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事实上是严格执行了邓小平的发展模式，才导致了今天造成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的政治现实。讽刺的是，很多人认为，仍然要用邓小平的改革思路，来解决正是因为这个思路才出现的问题。
前两年温家宝一直借助邓小平的言论，高调呼吁政治改革，但是他从来没有描述过具体的构想。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假如他依照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其中原本就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内容；假如他依照真正的民主原则拿出方案，那就一定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反对邓小平模式的。
要想真正推进政治改革，就必须反思邓小平模式的弊端，而不是要继续在他设计的改革道路上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