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北京34所学校男女学生3万余人于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抵制日货”等口号。
五四运动，北京的学生上街游行，游行完了找到被认为是卖国贼的曹汝霖的家，一通打砸，烧了个精光。气出完了，就开始宣传抵制日货，先把自己用的日货砸掉，然后上大街，阻止别人买日货和卖日货。运动波及到的各个城市，学生都上了街，日货和买卖日货的人，都倒了霉。
当年的上海，是比北京还要大的都市，洋气得很，时髦得紧。北京人闹上了，上海人当然也不会落后。所以，上海的学生，市民，甚至妓女，都出来抵制日货，但这样的事，是抄北京的稿子，上海人不甘心抄抄就完了，他们有自己的做派。第一个就是罢工。上海的罢工，是我们历史上特别称道的。说是代表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学生先闹，把先进思想传到上海，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革命就开天辟地了。但是，上海工人的罢工，真的跟北京来煽动抵制日货的学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按北京来的学生的意思，抵货可以，但罢工就算了，因为当年上海罢工，罢的尽是英法美国人的工，跟日本人关系不大。而学生搞运动，西方诸国，是争取的“统战”对象。但是，上海工人不吃这一套，该罢工，还是罢工。你们爱国，我们也爱，于是著名的“六•三”罢工，就载入了史册。罢工的领导组织者，都是帮会，当年的帮会，可是工人的主心骨。
上海人当时热心的第二件事，是防止洋人下毒，当然首先是日本人下毒；其次，所有的洋人也都在防范范围之内。
当时日本人是不是有下毒的计划，肯定没有，有人下毒吗？也没有。但上海人疑心重，不知怎么就传出来日本人已经派遣大批人等，满上海下毒的消息。弄得街头巷尾，人们都神经兮兮。有消息说，日本人在井里下毒了，然后，又传在茶馆里下毒了，最后连自来水管子也有了危险。真的不知道，日本人是怎么往那哗哗往外淌的自来水龙头里下的毒。但是，硬是有大批的人相信。
一时间，上海当局辟谣，没有人信，租界里的工部局出面辟谣，也没有人信。即使抓了若干造谣的混混，还是没有人信。有公信力的报纸出面解释，依旧没有人信。人们就是相信，日本人会下毒。这段时间，经常有日本人，朝鲜人，或者长得像日本人的人，拎着瓶子打酱油或者买药，被市民当场扭送警察局，即使被证明人家就是打酱油，人们也愤愤不平。市区的市民，比较文明。虽说好几回都差点动武，但毕竟警察一干预，也就算了。郊区的农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下乡游历的日本人，差点被打死，有好几回，下乡走动的官人，由于穿得比较特别，挨了揍，有位文职将军，还被打死。
但凡族际冲突，担心敌对民族下毒，这是世界性的老问题。越是中世纪，这样的怪事就越多。一个地区出现了仇外传言，人们首先怀疑的，就是外来人下毒。人们大概还记得，小说《静静的顿河》里主人公的土耳其母亲是怎样被打死的。这样的事，在当年的顿河哥萨克那里，应该真有其事。这样的事，在中国人闹义和团的时候，大批地发生。北方大面积传播洋人下毒的故事，并且同时传播对洋人所下之毒的解药药方。这样的解药药方，在前些年非典发作期间，也有人传给了我。看来，即使在21世纪，依旧有人怀疑非典的出现，跟外国人有关，是帝国主义阴谋。
不消说，五四运动期间所有有关日本人下毒的传闻，都是谣言，连影子都没有的谣言。都说谣言止于智者，当年上海的智者不可谓不多。学校多，文化出版机构多，文化人也多。但是，在普遍的仇日情绪笼罩下，要多低级就有多低级的下毒谣言，就是止息不了。很多文化人，其实知道这种传言是无稽之谈，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不肯出面辟谣。有的，是担心挨揍，有的，则不乐意多事，有的，则是出于煽风点火的需要。在他们看来，一场全民抵制日本的运动，需要一点必要的谣言作为火柴和煤油。跟上海市民讲爱国的大道理，他们多半不会听，但只要有了下毒之类的传闻，运动，在下层民众那里，就会热起来。
在爱国这个大道理面前，并没有被证实有卖国罪证的曹汝霖，家已经被烧了，现在冤枉一下日本人，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都不是好东西。这个逻辑，很多中国人的脑袋里，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