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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超级城市病”正显现

外媒称,牛津经济咨询社的一项研究显示,上海和重庆等中国城市未来16年内将位居世界大都市之列。

据彭博社报道,这家总部设在英格兰的顾问公司日前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30年,中国的9个城市将步入世界50大城市之列。在预计10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城市中,有7个在中国,其中包括天津、北京、广州、深圳和苏州。

观察者网查阅报告发现,根据报告,2030中国人口排名前五的城市则为重庆、上海、北京、天津和广州。

中国中产家庭数跻身全球50强的城市依次为:重庆870万户,上海860万户,北京760万户,天津500万户,广州370万户,成都360万户,保定300万户,深圳300万户,临沂290万户,南阳280万户,石家庄、哈尔滨、周口、南通均为250万户,潍坊、徐州、盐城、菏泽均为240万户,邯郸和东莞为230万户,济宁、青岛、佛山为220万户,唐山和长春为210万户。

该报告称,到2030年,中国大陆城市GD P总量排名前五的城市为:上海10930亿美元,北京9030亿美元,天津8640亿美元,广州7430亿美元,深圳7270亿美元。

观察者网还从报告中发现,到2030年,全球750座大城市将容纳28亿人口,占人口总数的35%。此外,这些城市将提供11亿工作,占工作总数的30%。2亿高收入家庭居住在这些城市,占全球总数的60%。

到了2030年,这些大城市人口将增加4.1亿,老龄化人口(65岁以上)将达1.5亿,GDP将增长3.7万亿美元,它们还会创造2.4亿新工作岗位,2.2亿新增中产家庭。为此,我们还需要5.4亿平方米的办公面积,以及2.6亿户新住房。

“超级城市病”正显现

在中国,每年还是有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特别是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数据显示,每年涌入北京的常住人口就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规模。

诚然,这里有许多单调乏味的建筑和乱象丛生的拥堵道路。在中国所有大城市中,都能看到推销欧洲名牌的巨型广告牌,与纽约市中心的广告展示着同样优雅的欧洲大陆风情。中国消费者喜欢麦当劳、肯德基及星巴克,但同我们一样,他们有关格调的概念源自欧陆。

据《工人日报》报道,截至2012年末,中国内地共有地级以上城市288个,设市城市共计658个,建制镇有19881个。其中市辖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地级城市共有127个。而乡的总数已经从1998年的25712个锐减至2012年的13281个,半数的乡已经在过去的十四年里或被撤并,或成为城镇。

但是,吸纳进城人员的主力城镇,却不是这近2万个镇、860个市辖区或368个县级市。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涌入的是特大型城市。仅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外加广州、深圳两市共六个一线城市,总人口数量就已经破亿,“超级城市病”正在显现。

向特大城市的人口迁徙,使得一线城市的人口规划屡屡被提前突破,并且资源到达所能承受的极限。北京市曾规划,到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目前该市人口早已突破2000万大关。上海市常住人口则已经到达2380万人,且还在呈继续上升的态势。

而在人口增加幅度中,非户籍常住人口贡献了“大头”。上海市2012年户籍常住人口1420万人,比2011年仅增加8万人,而这还是连续19年来上海户籍人口首次出现正增长,但上海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在2012年时为960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25万人。

目前,一些一线城市的各项资源承载力已经突破极值。以北京市为例,仅水资源一项,北京市当地水资源只能承载667万人,现实供水量的水资源承载力约1000万人左右,仅相当于现有人口规模的半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京津冀地区土地资源所能承受的人口密度极值为1023.97人至1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常住人口已达2018.6万人,人口密度由1999年的766人/平方公里增加到2011年的1230人/平方公里。

彭博社报道称,一直主张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面临着农民工人数下降、地方政府债务攀升和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等问题。

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地方政府创立了成千上万的融资工具为地铁和污水系统等项目融资,这些支出占国家资本支出的80%,占税收收入的40%。

北京下定决心控制人口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正式规划出台前夕,北京正通过一系列手段来“减肥”,而“减肥”目的就是控制北京城区人口数量。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周立云表示,北京要治理“城市病”,必须首先控制人口,同时要保证区域协调发展。

据《燕赵晚报》报道,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周立云日前在“聚焦改革情系民生”报告会上以《破解“大城市病”,创新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为题做了报告。

周立云说,这些年来,北京建了那么多地铁,盖了那么多房子,修了那么多条路,特别是治理污染下了很大的工夫。可是现在交通、环境、住房、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我们去想什么原因,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人口多、增长太快。”周立云认为,北京的建设速度、治理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北京一些地区人口短期内聚集形成“人口倒挂”现象,流动人口超过户籍人口。当配套服务和管理跟不上的时候,特别是居住和就业解决不好,就可能产生环境、安全、秩序等很多方面的问题。

周立云表示,区域协同发展也是解决北京城市功能疏解、控制人口、治理“城市病”难题的根本出路。“2013年40%以上的外来常住人口来自津、冀、鲁、晋、蒙等周边城市,其中来自河北的就占到23.7%。大家想想如果河北发展水平和北京相当,肯定可以有效减轻北京人口相关发展积聚的要素。”

驻香港的汇丰银行亚洲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之一弗雷德里克-诺伊曼说:“中国的大城市已经面临一些挑战,诸如空气质量和水质问题,如果想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可持续的话,大概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该咨询社的研究预测,2030年全球最大的城市根据经济规模来排名将是东京、纽约、洛杉矶、伦敦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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