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伯萍的亲笔回忆
杨继绳在他的《墓碑》一书的第二十二章，“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中说——
“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
关于这件事，杨继绳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有更为详细的叙述。《美国之音》2013年1月13日的网页载有他同访谈者李肃的以下对话——
杨继绳：“……61年底，有三个人搞个调查，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办公厅的主任周伯萍。这三个人现在周伯萍还在。周伯萍是在80年代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后来我为了写书，落实这个，不能听孤证啊，又亲自上周伯萍家里去，03年还是02年，去他家里去了，就问他这些事情。他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一个调查，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到底几千万，周伯萍没有说。后来我去问他，他不吭气。正好巧合，我跟他谈话，看到墙上挂一个照片，是我的同学照片，我说那不是常西昌(音)吗？他说你怎么认识，我说是同学。老先生本来穿的西服革履接受我采访，后来回房，跟老伴说是常西昌的同学。我就再问他几千万，他说，咳，你管这干什么。他以一种长辈的身份来教训我，就没有谈成。”
李肃：那您没有追问他具体数字吗？
杨继绳：所以我很傻，我就不该说我是他女婿的同学啊。
杨继绳：他不但不说，你年轻人不要问这事，还说这话，就几千万。后来我就说了一句傻话，我说是不是两千万啊，他说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数。肯定不止两千万。
李肃：那您当时要是多问一点或者少问一点？
杨继绳：多问一点四千万，三千万也可能是的。所以他说是，反正是几千万，这是肯定确切的。
李肃：而且就是说他说是周恩来知道这个事情。
杨继绳：报到周恩来，周恩来让他赶紧销毁。销毁这个数字，一个礼拜以后周恩来又问销毁没有，他们就说销毁了，是他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当时不是制版印刷嘛。
李肃：据您所知，这个数字，他们销毁的这个数字，除了周恩来还有没有其它高层领导人知道？
杨继绳：估计毛知道。但是后来是不是透露出去很难说。因为陈一咨不是在外面讲四、五千万吗？是不是这个数字我就不好说。
以上引文说的是，1961年大饥荒严重的年代，关于农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其实这是“饿死人”的委婉说法）的消息、传言、内参和告急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到中央。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提到的这份汇总全国各省上报的表格，或许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获知的最系统性的全国定量统计报告。它显示，因饥饿死亡的人数达到千万数量级之巨。具体的数字，周伯萍不肯告诉杨继绳，据杨本人的推测，是因为他暴露了自己凑巧是周伯萍女婿的同学，让周觉得不能把真情告诉一个后生小辈。
同样很凑巧，周伯萍的另一位子女是笔者夫妇的大学同学。2008年我们回国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周老先生让这位同学将两本个人回忆录亲笔签了名郑重赠送给我们，其中一本《粮食部12年纪事》由他的儿子编辑，标明“蓝天印务商社”2008年出版，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印刷厂印刷，没有书号，没有定价，也没有印数，显然是只在亲友间流传的私人印刷品。全书52节，其中第46节“编制‘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即讲了这份被周恩来严令销毁的人口和粮食统计表。周伯萍老人已经于2012年仙逝，笔者觉得，他在这本书中留下的记录，对杨继绳先生的叙述有澄清、补充和印证的作用，特别是它给出了人口统计的具体数字。所以在此原文照录如下，以飨历史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
从1961年开始，由国务院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国务院开支的专项用粮，情况非常复杂。当时粮食部长沙千里同志已调拨不动粮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也无能为力。为此，周总理只得亲自与各有关省、区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决。周总理因而设计了一张与历来的表格式样完全不同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每省一张。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食收支的情况。
“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设计完成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并决定由陈国栋同志任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同志和我为小组成员，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
总理还决定，“三人小组”的办公地址设在过去供苏联专家办公、居住的“友谊宾馆”的一所住宅。这所住宅三个卧室兼办公室，一个客厅，条件很好。
总理还嘱咐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调拨了一台带排字、印刷设备的打字机供我们使用。
贾启允同志当时在国家统计局的任期已满，即将赴贵州省任省长，他本未参加“三人小组”的任何工作，只是由国家统计局的一名秘书送给我一份统计材料，就匆匆赴贵阳上任去了。后来听说，他在贵州任上政绩不凡，升任党、政、军第一把手。但在文革期间，被当地造反派打死了，令人痛惜。（注）
经国栋同志批准，我带了粮食部政策研究室最年轻、体格强健的干部张金声同志当助手，制表工作主要由他承办，我最后核定。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印出四份，交国栋同志面交总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审阅。
总理审阅后，发现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总理当即决定，把这四份材料全部销毁，并嘱咐徐明同志立即执行。
总理随后又质问国栋同志这到底是何原因。国栋同志说，“据我的调查，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妇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导致子宫下垂，全身浮肿，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段困难时期过去后，情况即将逐渐正常。”
总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过你们粮食部不能盲目乐观，粗心大意。如发现新情况，务必立即向我报告。”国栋同志表示，一定坚决照办。
这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当时分管计划统计工作的副部长赵发生同志曾对我说，总理在这张表上用红蓝铅笔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改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总理的手迹。可见总理对粮食购销调拨计划是多么关心！
国栋同志辞别总理后，立即带我去先念同志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情况。先念同志赞叹不已，说“总理日理万机，还挤出时间来亲自处理一张报表的问题，真太感人了！我们一定要竭力向总理学习，丝毫不能懈怠！”国栋同志和我都表示完全拥护他的意见。
以上文字出于周伯萍老人之手，属于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文中透露的最值得注意的信息就是，1961年初的时候，各省都发生粮食告急、拒绝调拨粮食出省的情况，到了粮食部长和副总理李先念都调不动的地步，只得周恩来亲自出马。周恩来下令编制的粮食调拨计划表显示，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了3000万。粗看起来，周伯萍在杨继绳追问下没有吐露的“天机”应该就是3000万这个数字。不过细看杨继绳同李肃的对话，杨当时追问的数字同周老后来透露的数字有所不同：首先，杨继绳说的是1961年底，而周老回忆的是“1961年开始”，因此，他说的数字应该是上一年度1960年的统计结果。其次，杨继绳打听的数字是当年饿死的人数，而周老的数字是比正常时期减少的人数，它包括比正常时期少出生的人数以及比正常时期多死掉的人数，只有后者才是饿死的人数。
我们无法知道当时他们以哪一年作为基准来推算比正常时期减少的人口，也无法知道推算的细节，不过我们可以用1983年国家正式公布的人口数字作一个大概的验算。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的第二十三章第一节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已经作了这样的计算。据他计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8.6万人，1959年为274.4万人，1960年为997.9万人。而因饥荒而导致比正常时期少出生的人口为：1958年385.4万，1959年687.3万，1960年959.9万。假如当年以1957年为正常时期来推算，那么到1960年末为止的三年时间内，非正常死亡者共有1371万人，比正常时期少生的共有2023万人，合计比正常时期人口减少3394万人。一般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9，60，61这三年，周老他们造表统计的时候，1961年刚刚开始，当年的数据还没有，假如他们认为1958年还不算非正常时期，那么以1959，60两年的数字计算，则得到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272万，少出生的人口数为1637万，两年合计减少为2909万。周老他们得到的3000万人口减少介于上述两个数字之间。说明当时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掌握的人口减少状况同二十多年后国家公布的数字大体上是一致的，或者毋宁说，1983年国家经中央批准正式公布的那几年的人口数字还是沿用二十多年前统计部门所收集到而一直没有公布的资料。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各地上报的人口减少数字可能有相当大的折扣，经过了层层的掩盖和缩小，不过这些数字至少可以看作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了解到的全局性人口非正常减少值，虽然当时没有对公众公布。
以上的估算或许也可以解释，周伯萍当年为什么不愿意简单地把3000万这个数字告诉杨继绳，因为它不是饿死的人数，其中包括饿死的人数，也包括少出生的人数，而且是相对于某个“正常时期”的，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如果贸然将此数字通过采访者之笔公之于众，引发各种误解和议论，将给他带来麻烦。不过他老先生在辞世前还是把这一段经历和具体的数字以更加严谨的方式记录在案留给后人，不失为是一种对历史的负责态度。
二、周轩进关于父亲周伯萍的回忆
周伯萍先生在那段时期的经历并没有到此为止，最近在网上见到一篇文章，对于他在当年的经历又有进一步的介绍。那是不久前，周老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他的二公子周轩进在网上写的一篇题目为《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的纪念文章，其中一节“和周总理恪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说——
1961年初，爸爸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额还很大。爸爸经反复核算后，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爸爸表示，将不惜“以死相谏”，强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准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会后，总理又单独把爸爸留了下来，再次指示爸爸根据一些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解决问题。爸爸回去后，又根据总理的指示，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
关于爸爸和总理最后统计出的数据，爸爸始终恪守对总理的承诺。绝不透露。总理去世后，我问到爸爸时，爸爸仍不肯透露。直到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单独和爸爸在一起聊天时，爸爸似是无意地说：“我当时按照总理的要求，最后统计出来的是两个数字，一个是1700多万，一个是2000多万。”我问爸爸，为什么两个数字之间的误差会有3、4百万这么大？爸爸说，“这不是计算误差，而是对新生儿口粮的不同计算引起的。”当我再想多问时，爸爸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不仅说自己记不清了，还警告我说，今天的话，不许对任何人去讲！此后，任何人再问起这个问题，爸爸的回答总是那句，“记不清了”。……
需要指出的是：一、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那个时期如果有人斗胆出来统计什么饿死人数，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其中一个数据应该更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比较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参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更不要说一些，从未与爸爸谋面，却假冒爸爸谈话的学者们了！当然“缺粮人口”之差和“非正常减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乃至“饿死人数”之间虽然不能划等号，但确实是存在一定内在关系的。这正是需要学者们去研究的。
以上这段文字在周伯萍本人的回忆之外，又补充了一些新资料。其中提到周恩来在听完汇报后曾同周伯萍根据一些原则做过重新计算，得出了1700万和2000万这两个数字。周公子说：它们“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其中一个数据应该更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比较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老爷子在欲言又止的谈话中说的这些话，过于简略，又不甚连贯，不免让读者产生一些疑问。两次缺粮人口的时间间隔是什么？所谓缺粮人口的标准是什么？前面说过，“非正常减少人口”同“非正常死亡人口”是有差别的，“非正常减少人口”应当等于“非正常死亡人口”加上“非正常少生人口”。我们在前边引用的杨继绳的计算中可以看出，那些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占“非正常减少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其余的是“非正常少生人口”。一个数字怎么能同时既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又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呢？又如何理解一个数字既反映了“饿死人数”，又不等于“饿死人数”呢？
根据周伯萍的回忆，3000万就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数字。他们的表格已经同时“交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审阅”，虽然马上销毁，至少已有六七个人知道。重新计算得到的数字如果仍然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值，那周恩来应该感到欣慰，因为它们都低于3000万这个数值，他甚至可能会向那几个知情者通报修正后的数字。然而周恩来却关照周伯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从他口气的严厉程度来看，这两个数字背后的现实比3000万还要可怕，为什么会这样呢？
三、分析和解读
尽管有许多疑问，有一点看来是明白无误的，这就是二周（周恩来和周伯萍）计算了两次缺粮人口的差距，即(Q0–Q1)，这里Q0和Q1分别是统计初始和统计结束时的缺粮人口数，由于对新生儿口粮的不同计算，得出了1700万和2000万两个数字：(Q0–Q1)=1700万到2000万。以下，笔者就周轩进转述的周伯萍谈话提供一些本人的分析和解读，并探讨周轩进提问的“缺粮人口之差”、“非正常减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以及“饿死人数”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试图从中获得一些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信息。
首先要问：周恩来在听了陈国栋等人的汇报之后，为什么又要单独和周伯萍进行重新计算？上面所引周伯萍本人的回忆中说，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向陈国栋质问，人口大量减少到底是何原因，陈的回答是因为蛋白质缺乏，导致百姓“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样的问答让人觉得二人在打一场官场太极拳：周恩来出招曰“明知故问”，陈国栋应招曰“此地无银”。据周轩进的回忆，周伯萍和陈国栋向周恩来汇报前，其实即已经意识到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人们根据常识就可以知道，粮食匮乏如果只是轻度的，可能只会导致生育能力下降，而严重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同时导致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周恩来何等智商？不会不懂这一点，但是谁也不愿意第一个说出“饿死人”这个敏感词，所以周恩来在众人面前也以一招“心照不宣”接受了陈国栋的解释，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过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不管出于责任心，还是出于决策的需要，他那里放得下这个心？他一定想弄清楚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但是，这个事是“国内外的反动派”才会有兴趣去做的，必须做得绝对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他决定自己亲手来做这件事，只让信得过的、说话不必打官场太极拳的周伯萍帮他重新计算。
他们的计算从缺粮人口的变化入手。为什么要选择缺粮人口的变化来推算饿死人口数呢？笔者认为他们是基于如下原因：由于政绩上的考虑，各地上报的人口数字在那几年有许多水分，周恩来大概不会完全相信。粮政机构处理的是粮食这种实物的生产和消耗，政治干扰少一点，他们收集的数字相对要可靠些。就像今天的总理不相信各省上报的GDP数字，而根据电力消耗和物流量来判断经济形势一样，这大概是中国历届总理对付虚假报表的通用手段。
另一方面，他们这样做也有技术上的可行性：如上所说，粮食的轻度匮乏先是引起出生率非正常下降，不一定饿死人，也就是说，人口的非正常减少最初表现为出生人口的减少。随着饥馑的加重，就会开始出现非正常死亡（即饿死的）人口，如果饥馑再进一步加重，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值在总的非正常人口减少值之中占愈来愈大的比重（下面用R来表示）。从杨继绳的《墓碑》一书中对各省人口在1958到1962五年间变化的计算来看，那些人所共知的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如四川、安徽、贵州，广西和甘肃，它们的R值都超过40％，而其余的省份这个值都在40％以下。（有少数例外，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的缺损和误差造成的。）可见这样的认识大体是符合实际的，相信在粮食部门也是人所共知的经验。把这种情况外推到极端缺粮的情况，就会出现出生率降到零从而无可再降，对人口减少不再有贡献的状态，也就是R=100％，这时总的人口减少数即等于饿死的人口数。因此，在这种统计学意义上的“理想状态”下计算的好处是，得到的非正常人口减少，即等同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整个中国实际上都处于缺粮状态，但是有的省较别的省自然条件好一些，或者主政者比较明智，各省又都有城镇居民，他们的粮食供应有不同程度的保证，这些地区的人口属于轻度缺粮，虽然浮肿病很普遍，甚至北京、上海都常见，（周轩进在他的另一篇回忆文章《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中就提到，他妈妈作为粮食部领导的夫人，都“饿得两腿浮肿”。）但是饿死人则相对少见。这些地方的人口减少主要是由于出生率下降造成的，即R值较小。要计算饿死的人口数，可以把这种轻度缺粮的人口排除出去，余下的严重缺粮人口接近上述的“理想状态”，人口的非正常减少几乎就是饿死的人口了。笔者相信，二周的计算把中国人口分为“缺粮人口”和“非缺粮人口”，其实是指“严重缺粮人口”和“轻度缺粮人口”，他们以“缺粮人口”的变化来推算饿死的人数，是因为只要统计到这部分人口的减少值就行了，也就是说，饿死人数E=(Q0–Q1)。如果这样的猜测不错的话，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周伯萍跟他儿子说“其中一个数据既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又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因为在严重缺粮人口中，这两者差不多是相等的。
为了说明从缺粮人口的变动入手来估算饿死人数的优越性，我们不妨估计一下饿死人数E=(Q0–Q1)有什么样的误差。误差的来源有两项：一方面，实际的严重缺粮人口并不是上面假定那样的“理想状态”（即R值不等于100%），他们中出生率并不是零，还有下降的余地，这时，出生率的下降对人口减少也是有贡献的，那么在计算饿死人数的时候应该在人口减少数里将其扣除。但是另一方面，那些所谓非缺粮人口实际上也缺粮，只是程度较轻，他们中也有一定数量饿死的人数（即R值不等于0），应当将其计入总的饿死人数。于是我们得到修正后的饿死人数E=(Q0–Q1)-b+a。这里b是严重缺粮人口中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减少，a是轻度缺粮人口中的饿死人数。我们发现不仅b和a的数值相对于Q0和Q1较小，而且两者符号相反，有互相抵消的的倾向，从而进一步减小了误差，所以E=(Q0–Q1)这种估算方法的精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高。
但是，以上计算是建立在严重缺粮人口是个封闭群体这样的假定之上的，也就是假定其人口的变化纯粹是由群体内部的出生和死亡造成的。实际的情况远不是这样。严重缺粮人口的变化除了内部的出生和死亡以外，还有同轻度缺粮人口之间的交流，即原来属于严重缺粮地区的人口由于供应改善而不再属于严重缺粮人口，或者反过来，原来不属于严重缺粮地区的人口由于供应恶化而成为严重缺粮人口。在我们讨论中的那几年时间里，显然是后者压倒前者，所以当陈国栋等人开始编制粮食调拨计划表的时候，他们预期缺粮人口会增多。假设轻度缺粮人口转化为严重缺粮人口的数目是D，没有非正常死亡的话，那么他们预期的严重缺粮人口应该增加为（Q0+D），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此时的缺粮人口却变成了比Q0还要小的Q1，表面上看缺粮人口减少了（Q0-Q1）=1700万到2000万，实际上减少的人口却是（Q0+D-Q1）。换句话说，二周计算得到的1700万到2000万这个数，只是死亡人数过多，由轻度缺粮人口转移为严重缺粮人口的人数D填补不了饿死人数，表现出来的人口减少净额，它不等于饿死的人数，或者说它只是表观的饿死人数。真实的饿死人数应该大致等于（Q0-Q1+D），也就是1700万至2000万再加上D。按笔者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周老要强调，1700万至2000万不是饿死的人数，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饿死人数——它实际上是饿死人数的下限。因而，它反映的现实比3000万非正常人口减少要严重得多。难怪周轩进在回忆文章《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中提到周伯萍要向毛泽东冒死相谏：
父亲统计完数字后，请求周总理允许他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冒死上书”，要求立即批准进口粮食。他痛苦地向总理陈诉：我们手中的粮食几乎调拨殆尽，连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也一用再用，难以为继了。事态已经严重到再迟进口一天粮食，都要多饿死多少万人那！周总理神态肃穆地对父亲说，“你相信我吗？如果相信，事情交给我来办”。据说父亲走后，周总理找毛主席彻夜长谈。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决定。理由是国际市场大米贵，小麦便宜。当然数量由总理定。
另外，我们要记住，周老的谈话没有给出缺粮人口的减少是在哪两个时间点之间计算的。我们这里做一个保守的假定，认为这是从正常的1957年底开始到1960年底为止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估算值，1961年继续有可观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杨继绳按官方1983年公布的数字和各省官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约为300万。杨先生还根据蒋正华提供的三组数据计算了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三个结果相差甚大，其中最小者为298万，同300万是一致的。因而，总的非正常人口减少按保守估计是2000万至2300万加上D。
因而，为了估算饿死的人数，最重要的未知数是D。周伯萍作为粮食部的领导，对此也许是有一个估计数字的，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道。但是不难想象，当上千万的人从严重饥馑状态掉进鬼门关的时候，也会有相当数量的人从轻度饥馑状态跌落进严重饥馑的人群中。也就是说，在那个饥荒年代，发生着大量的人口转移，不是地理上的转移，而是大量严重缺粮人口转移为死亡人口，同时又有大量轻度缺粮人口转移为严重缺粮人口，两者的数额可能具有相同的数量级。如果这样的推想正确的话，那么2000万到2300万加上D得到的那些年总的饿死人数就会轻易地超过3000万，甚至达到4000万或更多，这就同国内外众多学者得到的结果比较一致了。当然，这是需要研究者进一步落实的。重要的是，二周的计算方法给人们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去估算那个年代人口数字的变化，研究者也许能够不依赖公安部门和统计部门残缺而不可靠的档案资料，从粮食部门的档案资料中找到关于D这个数值的蛛丝马迹，为大饥荒时代的人口减损数提供一种独立的验证。
通过以上对周伯萍父子回忆的分析，我们可以还原1961年初周恩来在决定调拨粮食之前发生的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他命令粮食部的陈国栋、周伯萍和统计局的贾启允编制粮食调拨计划表，表编成后发现全国人口非正常减少3000万。周恩来得知此数字后，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是饿死的，于是同周伯萍二人又计算得出了全国在1960年底前，缺粮人口的非正常减少数为1700万到2000万。周伯萍在晚年的个人回忆中记录了这一过程前半部分发生的事，而对后半部分发生的事和得到的数字，他恪守对周恩来的承诺，守口如瓶。不过他还是在两个场合无意透露了这个数字，其一是在同自己的儿子聊天时无意中说到的。另一次是在2002年或03年时杨继绳采访他的时候，杨继绳问他“是不是两千万啊，他说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数。”周伯萍老先生是个谨言慎行、一诺千金之士，“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当杨继绳问到两千万这个数字时，他就脱口承认了深藏心中的这个数字。
四、周恩来为什么要销毁自己的调查资料？
周伯萍父子的回忆除了提供了同那几年人口变动有关的数字之外，都提到了周恩来对于计算结果严格保密的要求。似乎3000万或者2000万这些数字真是一团火，说出来就是祸。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惊恐呢？周伯萍的回忆中说，因为“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周轩进在这个原因之外，还指出了另一个原因，他说：“当时国际上正千方百计地探听我国缺粮情报。一旦获知我国严重缺粮，必将成大幅提高粮价。我国有限的外汇将无法换回救灾的足够口粮。一旦这一数据泄露，其直接结果将是导致更多的、成千上万人口因缺粮饥饿而死亡！”
当然，这些都是合乎中共领导人思路的理由，尽管现在看来，这样的顾虑未免有点“冷战思维”——即使在当时，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考虑，还有人道的关怀，未必都是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但是，除开上面的理由之外，应该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否则就不能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连那几个副总理得到的资料都要收回？又为什么关照周伯萍对于两人得到的结果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为什么连原始报表都要销毁？为什么不能让中央的其他领导人知道？至少，为了进口粮食，也应该让他们心中有数吧？难道他们都是里通外国的内奸？难道那些原始报表会落到外国人的手里？周恩来的做法似乎有点过分——他实际上不仅销毁了那些调查结果，而且要销毁暴露他曾经做过调查的所有痕迹，他究竟要防范什么呢？
对此，周轩进在上述纪念文章里多少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点线索，他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那个时期如果有人斗胆出来统计什么饿死人数，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一来，它正确解释了为何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如此稀缺、破碎和混乱。二来，也解释了周恩来的在调查饿死人口数字的时候为何如此战战兢兢——他要防范有人给他扣上“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谁会这么做呢？当然，这是不需要明说的——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发明了一顶政治帽子：“秋后算账派”，他放话说“要警惕党内的观潮派、算账派，秋后出来算账”。这顶帽子一出来，就彻底杜绝了党内任何人用实施的后果来检验他的路线政策的企图。即使出了像大量饿死人这样的事，毛泽东自己不做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也没有任何人敢做。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只是派出身边的笔杆子或警卫员到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调查。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有任何不利的结果，他都可以用“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从而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这顶帽子成功地罩住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全国上下的干部，搅乱了那段时间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断了人口统计结果的公布，给今天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为毛泽东的罪错翻案创造了可乘之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而在1959年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后的中国，不要说报界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党内的高级干部都不敢对当时的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周恩来尤其如此，因为周恩来和陈云在1958年因为“反冒进”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称他们“和右派只差五十米了”。从此周恩来就再也不敢对毛泽东的政策措施表示异议了。到了1961年初，事实已经显示，毛泽东推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其失败已经昭然若揭，周恩来和陈云当初的“反冒进”被事实证明没有错。周恩来知道，这个时候更要表现得低调，他甚至可能觉得，毛泽东关于党内“秋后算账派”的警告就是针对他的。他知道，毛泽东对于反对他而被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或许还有团结的雅量，因为这只会巩固他的领袖地位；而对于反对他而被证明反对对了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会威胁到他的领袖地位。所以他一旦知道陈国栋小组“算账”的结论是人口减少了3000万，立刻指示将其销毁。避免让国内外反动派知道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避免让毛泽东知道他在背后指使陈国栋等人“秋后算账”。至于进一步调查饿死人口的数目，那更加是“罪不容赦”了，所以他采取了比当年做地下工作还要隐秘的办法，只让计算结果烂在两个仅有的知情者的肚子里，而且事后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假如不是周轩进的披露，这一段历史将完全归于虚无。
至于周恩来事后是否如他所说，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他的调查所得，似乎没有官方历史记载显示发生过这样的事。笔者倾向于相信，周恩来没有向毛泽东说过，即使他为了说服毛泽东同意进口粮食，通过某种方式让毛泽东知道这些人口减损的数字，他也不会告诉毛是他自己计算出来的，因为这等于是让毛知道，自己在他的背后整他的“黑材料”，为自己的“反冒进”翻案，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周轩进在《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中披露过一段往事，从反面说明如果向毛泽东说了真话，会有什么后果：
1961年（应为1962年——引者），史称“七千人大会”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爸爸和何畏、陈国栋、姚依林等四人，奉陈云同志的秘密派遣，分成两组，下去调查到了一些地方缺粮和农民为自救，自留地里的收成远好过大田作物等真实情况。陈云同志为避免可能伤及其他同志。告诉爸爸他们，这些情况，除向他本人汇报外，不得有任何外传，包括不能向粮食部党组会议汇报。北戴河中央会议前，陈云同志将爸爸他们调查的情况，单独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批评指责了陈云同志“右倾”，“离右派只差半步”。据爸爸后来向我解释说，这个“半步”，就是因为他们严格遵守了陈云同志规定的纪律。使得陈云同志所说的情况，除向毛主席本人汇报外，没有做任何扩散。毛主席才没有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将陈云同志和邓子恢同志一样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也才又避免了一次被打成什么集团分子之类的劫难。后来，《陈云文选》出版时，爸爸曾指着其中一段文字：“我（陈云）有三、四个可以无话不谈，正真交心的朋友”，对我们说：“我就是这三、四个人中的一个！”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授权，背着他作任何调查研究，无论动机如何纯正无邪，在毛泽东的眼里都是别有用心，轻则受到斥责，重的就是“什么集团”，周恩来是不会像陈云这样冒失的。同陈云进言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刘少奇“冲冠一怒为苍生”，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出了那句点燃毛泽东怒火的话：“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果然，这句话“说出来就是祸”，给自己招来了四年后的灭顶之灾。
注：“贾启允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打死”是误传。他在文革初期靠边站，1975年出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离任，后降职为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1983年4月任政协河北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2004年逝世。据笔者了解，贾启允的离任和降职原因是他在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没有站稳立场，揭发了邓小平私下里对他说的一些话，为四人帮提供了批邓的炮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