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
改革都是被逼无奈的选择，改革意味着肯定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损，意味着有人反对改革，反对改革最强有力的原因就是，在没有改革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相当不错，至少3季度比2季度好多了，所有的数据都表明我们的经济很健康，虽然结构性问题突出，但至少现在看不到结构性问题有多大的负面影响。为什么要改革呢？不改革经济一样很好，我们为什么要风险花大力气改革？你会说，改革是为了将来有更好的发展，既得利益集团会说，将来的事一定会照你设想的走下去？如何能肯定改革会有更好的发展，不改革就没有更好的发展，毕竟没有时光穿梭机，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
在没看到危机之前，改革是很困难的，因为改革的必要性，急迫性很难证明。人们总是马后炮，痛定才会思痛，不到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危机不改革。只有危机才能证明，不能不改革了，必须马上改革了，不能拖了。危机是改革最有力的证据，最强大的动力。
第一个要改革的是周厉王，周厉王面临的是一个在政治上将要失去共主地位，经济走向崩溃的局面：楚竟公然称王，诸侯肆无忌惮地互相攻伐，哪里还把周王天子放在眼里？不景气的王室经济，要承担日渐频繁的周边战争的费用，眼见是入不敷出。厉王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烂下去以至于灭亡；要么革陋除弊，恢复政治、经济上的共主地位。看来厉王是采取了后一种做法。
在政治上，厉王改变了周、召二公“世为卿士”的惯例，起用了在经济、军事上有专长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这一做法自然遭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召穆公哀伤周室大坏的诗《荡》，就抗议厉王用“贪暴”之人而不用“旧章旧臣”。在经济上，厉王力图振兴残破的王室经济，他抓住了“专利”和农业这两个主要环节。实则西周时代的山林川泽早巳为各级贵族所有，厉王的“专利”决不是“垄断”的意思，更谈不上“与民争利”，倒是他从贵族占有的山林川泽中规定了若干项向王室交纳的“专项”物质财富。这就好比强制国企分红或者说强制国企改革。
在法律上，厉王采取加强法制的措施。这在先秦以来的儒家观念中就是行“暴政”了。周厉王在宗法观念极强的时候，为了保证经济、政治上的改革，竟不惜使用了高压手段。周厉王为了压制国人言论，召来卫国的巫人监视国人舆论。发现议论国事表示不满的人，就抓起来杀死，使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相遇只能以目光相互表示愤怒之情。周厉王可能只是严谨保守派发言，对保守派策略幼稚，以为压制其，禁言，杀几个就Ok了，幼稚。结果，国人不能再忍受，武装袭击厉王，厉王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太子姬靖藏躲在召公家里，也被国人包围。召公把自己小儿子冒充太子交给国人，使太子逃脱。由召公、周公临时管理朝政（亦说由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号“共和行政”。
周厉王这个倒霉的家伙，虽然西周岌岌可危，但还凑合能过，也没啥惊天危机，锐意改革的结果是千古骂名。
第二个改革的是商鞅，战国初期，魏国是超级大国，垄断了霸主地位！主要人物有公叔痤，龙贾，公子卬，晋鄙，庞涓，在这些人的努力下，魏国呼风唤雨，打压其他国家，尤其是秦国，被夺走了河西之地！河西之地是秦国东出的必然路径，占有河西之地是彻底封住了秦国向东发展的可能，河西之地离咸阳不过百里，魏国只要再努力10年，灭掉秦国很轻松。秦国不得不变法求强。
商鞅变法的成果之一就是收复河西之地，魏国的策略错误就是在西进灭秦和东出压齐之间动摇，结果东西两端都大败。
但商鞅最终还是被车裂了，魏国有意灭秦，但还没攻打咸阳嘛，危机还看到啊！反对改革的人秋后算帐，车裂了商鞅。
第三个要提的是王莽，西汉末年，大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失地农民部分变成流民，部分成佃户。流民多达百万，侥幸没有踏上流亡之路的穷苦大众，在官府及地主的剥削压榨下，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成帝时，先后爆发了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以及广汉人郑躬、尉氏人樊并领导的四次工徒、农民起义。
王莽，推行他的理想主义政策，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虽然抑制了汉末土地兼并带来的危机，但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也就是官僚阶层的利益，使他们开始厌恶王莽的统治。由于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使他们也失去了信心。侥幸分到土地的人分到的也是最糟糕的田地，也对政府不满。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王莽也被人砍了脑袋，王莽不会在意为了天下苍生掉脑袋，王莽更在意后人对其评价，可悲的王莽被写成篡权的乱臣贼子，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大，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着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如果他真是篡权的乱臣贼子，那么一定会将刘婴诛灭九族，他只是觉得自己更适合更有能力做皇帝，也更有义务拯救天下苍生。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等等一切都被说为虚伪，逼子自杀谢罪，也是虚伪，普天下有虚伪的人逼子自杀的吗？可惜，历史还是那些地主官僚写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在《中国大历史》里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有人说这是讽刺王莽，我说不是，他是王莽叹息，王莽这个人，是个书呆子啊！
第四个要提的唐顺宗的二王八司马，历时164天，又称永贞革新。唐中后期，宦官把持财政、行政、军政大权，德宗后11任皇帝，除最后一个哀帝是朱温所立，穆、文、武、宣、懿、僖、昭为宦官所立，宪宗、敬宗为宦官所杀，昭宗一度被宦官废。此外藩镇时不时做乱，各据一方是朝廷的心腹大患。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病死，李诵继位，死后庙号顺宗。在顺宗的支持下，王叔文集团掌权，以韦执谊为宰相，采用休克疗法，颁布一系列明赏罚、停苛征、除弊害的政令，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群众基础好的很，但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为了统一事权，革除弊政，王叔文集团特别注意掌握财权和从宦官手中夺取兵权，乃以与刘禹锡有联系的宰相杜佑兼度支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韩晔﹑陈谏﹑刘禹锡﹑凌准判案，李谅为巡官，程异为扬子院留后。又以与凌准有联系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李位为推官，以便夺取宦官掌握的京西诸镇神策军兵权。因遭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抵制，夺兵权计划未能实现。
“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豪壮得意、不可一世。宦官集团则依靠实力强大的藩镇和老臣，实施反击。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戳就破，基础太脆弱了。
“二王”指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俱被贬为州司马，故名。
第五个是北宋王安石。神宗时期，国库匮乏，连神宗老爹英宗的丧礼都不得不从俭，西夏、吐蕃和辽都在边境上虎视眈眈。
宋代熙宁四年（1091年）三月戊子，宋神宗在资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的回答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221。文彦博三朝元老，枢密使乃北宋最高军政长官，与宰相合称东西二府。文彦博说祖宗的法律制度，不用更改，否则会失掉人心，这个人并非普通百姓而是士大夫阶层或者说官僚地主阶层。神宗说，变法改革对士大夫确实有利益损失，不过对老百姓来说是回报很多的，文彦博说，皇帝是靠士大夫统治天下，不是靠老百姓统治天下。
神宗发问就是神宗有意推行王安石的新法，文彦博司马光保守派大臣的意见，神宗也很在意，于是就问了文彦博。文彦博的回答异常明确。你要是拿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来取悦普通老百姓，那样子是行不通的，政策的执行者就是这些官僚地主阶层，他们不会执行一个有损自己利益的政策，决不可能。
后人总是嘲笑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又有人说他大奸似忠，还有人说他导致北宋灭亡。原因很简单，这个王安石试图把地主官僚兜里的钱掏出一点点来给老百姓，而写历史的正是这些地主官僚。
任何有损统治阶层利益的改革注定无法成功，偏偏有些皇帝或者宰相以为自己是为天下百姓做事，为了国家利益做事，硬要改革，最终都落得悲惨下场。王安石还算不错，虽然被人讥笑，还得善终。
第六位是张居正。严格地说，他仅仅是整顿了吏治和推广一条鞭法而已。
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与李太后、冯保结成政坛铁三角，成为大明实际上的皇帝，权倾朝野，皇帝都忌惮他三分。但是多年掌握大权，力行改革大计，张居正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万历皇帝，皇帝对这位老师没有任何好感，皇帝深知，就是这位老师才让自己形同傀儡，而张居正丝毫未察觉万历皇帝对其的憎恨。张居正也深知功遂身退的道理，万历8年提出辞呈，不过，张居正功遂身退的决心并不强烈，当李太后极力挽留时，张居正留了下来，或许他觉得改革当进行到底，然而，这也为日后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只是摸透了皇帝的心思，万历早就想好好修理张居正了。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鞭尸。家属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下场。
第七位你绝对想不到，是慈禧。
洋务运动的起因就是清政府内部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再不追赶西方的工业革命，国家会被西方列强彻底消灭。再不发展工商经济，国库会彻底空虚，国家无以为继。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洋务运动开始了。被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也是对清朝统治者的刺激，刺激了统治者不得不改革。
来看看情况严重到何等地步，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清朝的财政最终陷入全面危机。以库银为例，咸丰二年，户部银库收入为863.1万两，支出为1026.8万两；咸丰三年，收入为444.3万两，支出为847.1万两。
洋务运动的起因在于慈禧，慈禧在同治时期初掌大权，咸丰时期的元老重臣多有微词，这些元老重臣多是守旧的满族顽固分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慈禧大力支持以汉人为主的洋务派，以洋务派来制衡守旧派。正是慈禧的大力推动，洋务运动才得以顺利发展。
正是危机促成了洋务运动。
第八位是光绪和戊戌六君子。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的基础远不是当时所说的少数新兴资产阶级，是整个中国的大部分官僚阶层和有识之士，当时甲午海战失败，人人都意识到不改革就亡国，即便是保守的官僚都承认该改革了，甲午海战危机打疼了中国人，与日本之间的差距也让国人吃惊，日本发展的太快，中国不改革就太落后，百日维新初期，大众与官僚士绅阶层普遍支持改革。只是后来大家发现这改革步子太大，砸了很多人的饭碗，断了很多人的财路，于是才反对，慈禧起初是不干涉的，后来看到不干涉不行了，清要亡国了。
杀了戊戌六君子后，改革也并未停止，慈禧仍在缓慢推行改革，慈禧并不反对改革，反对的是急于求成，可能亡国的改革。
新政内容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措施。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不在祀典的祠庙）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等。
光绪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
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有功无过。（对专制腐朽政府有功，对人民有剧毒。）
慈禧是支持温和改革的，洋务运动慈禧是大力支持的，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南方6省独立自保，慈禧后来不但不怪罪，还大加赞扬，为张之洞升官晋爵。日本的明治维新用了20年，光绪想100天完成20年的改革，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岛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一句话，不危机，难改革。急于求成，高估自己实力，低估对手能力，注定会死的很惨。改革只是避免竭泽而渔，改革者和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一个阵营的，只不过一个眼光长远点，注重长远利益，保持长期有鱼可吃，一个目光短浅，只看眼前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