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我认真关注“屌丝”一词，是在推特上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因为写了篇支持《南方周末》争取新闻自由的文章，伤了不少“粉丝”的心，这些“粉丝”认为我不应该支持南周，因为南周曾“吹捧韩寒”。最后我实在对他们这种严重干预他人言论自由的行为烦透了，拉黑告终。其中有一位，让别人转过来临别用语，“我一枚‘屌丝’，还怕你不成？”这句话颇有几分“无产阶级不惧怕失去任何东西”况味，让我想起中共建政后三个时期的流行用语，这些流行用语都与“无产者”有关。
文革：无产者的黄金时代
“文革”时期，凡遇任何争执，对方将袖子往胳膊上一捋：“我是工人阶级（或“我是贫下中农），大老粗一个，还怕你不成？”80年代之后，王朔通过“我是流氓我怕谁？”生动地描绘了“大老粗”藐视社会规则的“气派”。
上述这些话，与“屌丝”的相通之处是：话语的主述者都属于社会底层，都体现了自傲与自卑的奇怪混合。但细究起来，三类说法虽然都属于身份型社会的话语，但其内涵与折射的社会环境却大不相同。
“工人阶级”与“贫下中农”这两大阶层在“文革”时期的政治地位与今天有天壤之别。其时，“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说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圣谕”既颁，当时社会上便流行起反向型身份歧视。工人、农民拥有体制赋予的政治地位，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所有阶层中被视为上品，在婚姻市场中，工人一度成为婚龄女子的首选。因其政治地位高，这两个阶层的社会文化特征，即文化低、行为举止粗鲁（大老粗）、生活品味差，都成了可以自傲的政治资本。这段时期说自己是“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包括将这个阶层的标签“文化低”往身上贴，是种阶级自傲。这一点当然颇有中国特色，因为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虽然也尊重工农，但却从未将没有文化与受教育不足当作他们可以自傲的“资本”。
流氓无产者精神的长盛不衰
“我是流氓我怕谁”，是王朔借用书中人物的口表达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一种深刻认知。有人评说，王朔讽刺的是一种“身份丧失者”那种不顾一切的破坏欲望——因为流氓不被正常社会承认，游离于正常社会边缘，因此是“身份丧失者”。这评说其实只对了一半，如果将流氓精神视为身份丧失者（游民）独有，那是对中国文化欠缺了解。事实上，身份丧失者不一定具有流氓精神，具有流氓精神的不一定是身份丧失者。流氓精神的核心要素其实是不遵守社会通行的规则，甚至希望在自己强大之后有力量为他人制订规则。小流氓是在破坏社会规则的快感中获得满足，大流氓则是在别人的服从中体味自己操纵他人与世界的快感。但无论是大流氓还是小流氓，其共同点是从不考虑别人的愿望与利益。
我对中国文化中流氓精神的认知，是随着对中共党文化的认知日深而逐步深化的。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其实是以游民为主体的流氓无产者革命，游民精神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中共的政治文化当中，那就是鄙视知识分子与人类文明，并从破坏行动中获得满足感。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毛泽东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及苏联代表的共产文化分别视之为“封资修”，一律除之而后快。这种流氓精神还有一大特点，凡自己不能占有或者理解的，一律破坏。比如，明末张献忠觉得夺天下无望，于是以屠戮为快。但对于194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认识毛所代表的流氓文化却需要一个过程。本人直到本世纪初，看到中国走上政治精英流氓化、社会底层痞子化、基层政权黑社会化这条不归路，方才认识到，王朔这句“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是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翼——江湖文化的钥匙（另一翼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精神的士大夫文化）。
中国的精英阶层流氓化非常明显：官员的腐败内幕之丑陋骇人听闻（如下流不堪的情色日记等）：不顾一切地榨取，导致中国生态环境濒临崩溃；对自己生长于斯的土地从资源的榨取到人之生命的榨取，毫无人伦底线的器官买卖与尸体买卖；不仅社会成员活得毫无尊严，就连政治失败者也毫无尊严。这种流氓文化浸染之下，不仅上层精英如此，不少底层中国人更是无原则生存，欺负凌虐更弱者以获得生存资源的恶性事件时有曝光。只要能够活下去，告密、当特务、线人、五毛，什么都愿意干，而且还干得理直气壮。山西黑砖窑事件及陕西前几年的“杀猪生意”，即骗人去煤矿做工，伺机谋人生命并伪装成矿难事故，然后以死难者家属身份向矿讹诈赔偿，都是社会底层成员针对他人施加的毫无人性底线的暴行罪恶。
“屌丝”：社会向下沉沦的语言表述
“屌丝”一词，凡中国人都知道其鄙俗不堪，它是中国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的产物。当绝大多数社会底层成员通过各种努力，比如通过读大学、研究生，仍然无法改变命运之后，深感无望，于是乎如此为自己作社会定位。与毛时代将人视为螺丝钉不同，螺丝钉至少还是个机器上的零件，“屌丝”一词的意思是，世界上有自己不多，没自己不少，其存在价值无足轻重。之所以要使用如此鄙俗不堪的词自况，除了自贱之外，还混合着一种自我赋予的自傲，大概是从“屌”字一族，即“老子不屌你”、“屌你妈，老子不玩了”这类粗口里转义而来。
这一寒门自贱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比如，魏晋南北朝的阀阅门第制曾阻断底层英才上升之路。但当时那种寒门自贱，并未得到如今天这般广泛的社会认同，也从未到今天这种拿自己不当人的地步。南北朝还是有一些寒门英才自重自强，力争应有的社会地位。其结果我们也知道，隋唐时代，随着门第阀阅制度的衰落与科举制的兴起，从此中国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白衣卿相。
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在经济学说史上地位独特的凡勃仑的解答为不易之理。他认为，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并非必然针锋相对的，前者抱持一种看不见但十分坚牢的共同态度：工人阶级并不企图取代他们的管理者，他们只是试着去模仿他们。他们本身皆默认，他们所做的工作，比他们老板的工作要不“体面”得多。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除掉较高的阶级，而是设法让自己成为较高阶级的一员。正是这种心态，使社会得以保持平衡稳定——这话的意思是说：在社会上升通道畅通的社会，人人以能够成为较高阶层为目标，这是人类文明保持进步的活力源泉。
中国社会精英的不良作为，导致社会底层产生反精英情结，甚至对精英一词表示反感。其实，台湾人在翻译Elite，grassroots这两个相对应的词组时，很有创意，将Elite译成了菁英，即花与草木之菁华，隐含有无草根即无菁英这种共生关系。我认为沿用此词甚好，可以提醒国人记住：草根虽贱，生命力却强，且是菁英之根本；而失去草木滋养的菁英阶层，早晚会丧失生存之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