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者是历史的重要缔造者。反对者和我们这些旁观者都发现，进步和真正的变革是艰难的，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因为选择向铜墙铁壁般的制度，向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说“不”，远比接过胡萝卜唱赞歌更艰辛。但正是一个个反对者拒绝向强权、体制、群氓妥协，身体力行地说“不”，使他们成为公民，成为英雄，而一旦他们有了发言权，所有人都有了发言权。
我们致敬的都是普通人，因为我们珍视每一个普通中国人说“不”的勇气。而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少都是九零后，新一代人个人意识觉醒更早，更彻底。而他们的表达则更网络化，更勇敢。基于个人权利出发的抗争是最重要的抗争，争取个人权利亦是守望公共利益的基石。我们仍然相信胡适先生所说，为个人争权利，就是为国家争权利。
上访组织者林祖銮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政府选择在民意面前让步，基层民主选举不再走过场。
一、乌坎村民：不公选举的反对者
2月1日，6180名乌坎人，用一人一票的选举进行了一场民主试验。为这一天，乌坎村民抗争了3个月，为反对村干部的贪腐独裁走上街头，付出血的代价，甚至一个人的生命。但正如乌坎人杨色茂所说，“民主选举跟游泳一样，如果不下水去练习，不被呛几口水，我们就永远得不到它”。网友感慨：当“精英”还在讨论全国人大代表的表决器应该加盖时，社会最底层、文化水平最低的农民已经奋起争取民主选举，注重民主的细节了。“这说明中国人配得起搞民主，中国民主素质论者可以休矣。”
图为启东街头，一名抗议者与防暴警察对峙。
二、什邡、启东市民：决策不透明的反对者
7月1日，什邡的一栋建筑的墙壁上，涂写着几个粗体字：“为了什邡人民，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什邡的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举行着自己的成人礼。27天后，江苏启东市民再次走到街头，要求政府彻底停止日本王子纸业工厂的排污管道修建计划。值得欣慰的是，两地官方都在汹涌民意面前选择了妥协。启东游行中，带头扒光市委书记衣服的市民袁志勇，并未被秋后算账。近年来，环境类群体事件频发，从厦门、瓮安、番禹，到什邡、启东，各地地方政府已渐学会纠偏和包容。决策者们意识到，如果涉及公众利益的决策不公开、不透明、必然会导致民众的奋起反抗。支撑民众说“不”的，不仅是环保意识，更是公民意识的觉醒。而官方和民间都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图为香港三名中学生绝食抵制洗脑教育。
三、香港市民：“洗脑”的反对者
这一年，在香港，一个15岁的少年，因为拒绝被“洗脑”，带领和他年龄相若的中学生，一起反对已排上日程的“国教科”，随后得到家长、大学生、市民的响应，更得到周润发、黄耀明、林夕艺人的声援。经过静坐绝食十天之后，港府选择妥协，写下香港公民运动史上的重要一页。有些人误解香港人不爱国，其实不然。回顾近百年历史，祖国需要的时候，香港人从来没有缺席。香港人的爱国不是写在书本上，不是经过“教育”而来，是作为炎黄子孙发自内心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国家、社会的一份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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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言获罪”任建宇起诉重庆劳教委案被重庆高院驳回。
四、任建宇：言论管制的反对者
转发几条微博，建国大业的台词，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化衫，却构成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劳动教养两年。薄熙来王立军倒台之后，任建宇被提前释放，但还是平反失败，重庆劳教委仍坚称“任建宇你该被劳教，别以为自己清白。”
警方无需法院审判，就可将人扔进劳教所关上最多4年。劳教自然成为地方政府排除异己、关押上访者的大杀器。和多年前惨死收容所的孙志刚一样，“任建宇”成为促进劳教制度改革的符号。他说：“如果我个人的行动能推动废除劳教制度，我愿意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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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海特，一名15岁的江西籍上海女孩，因在微博上公开“约辩”争取异地中、高考权利备受关注。
五、占海特：教育权不公的反对者
因为争取异地中高考权利，15岁的非沪籍少女占海特被诬称为“蝗虫，滚出上海”。12月8日，其父占全喜被警方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拘留，随后占家被逼退房。占海特，是全国数亿正当权利受到侵害的外地人的代表。容忍制度歧视，人人皆可能成为别人嘴里的“蝗虫”。既然不给外地人作为纳税人的应有权利，那地方政府就应该退税给外地人，既不平权，又不退税，是耍无赖。毫无疑问，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严重分配不均的背景下，本地人和外地人争夺教育资源的博弈还将持续，而那些有责任、有担当、有良心的人们，会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教育部要求的各地年底公布异地高考政策，多数地方政府或置若罔闻，或变相抵制。占海特向高考壁垒说“我忍够了”，成为“少年公民、自由战士、民主先锋”。同税同权的路还很长，更多占海特正站出来，一步步推倒高考重重铁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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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杨支柱的妻子怀上第二个女儿，他因超生遭解聘。他以“卖身交罚款”抗议
六、杨支柱：计划生育的反对者
为了孩子不孤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两年前坚持让二胎女儿若楠出生，他因此被学校解聘，并被要求上缴社会抚养费240642元。孩子也一直处于“黑户”状态中。他起诉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并撰写大量批判计划生育的文章，甚至不惜以“卖身交罚款”和“杨支柱要饭”等行为艺术进行抗议，向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挑战，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计划生育实施三十年来，负面效应日趋暴露，而部分基层计生部门“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的粗暴、野蛮执行，则早已怨声载道。正因如此，杨支柱的反抗是有意义的反抗。他也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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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者”赵克罗：我觉得我属于正能量
七、赵克罗：平坟运动的反对者
河南省政协常委赵克罗在微博上炮轰周口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写忏悔书，向领导赔罪说“我太天真，以为政协真的可以议政”，写遗书准备杀身成仁。“为了南阳一千多万人的祖坟，为了河南一亿多人的祖坟，得罪了领导们，在我已经被拿掉河南省政协常委情况下，他们可能将对我继续打击报复。”赵克罗并非“屁民”，行使宪法赋予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职权，反被批“不懂政治，太幼稚，给领导添堵”。他向地方政府的“专权”说不，让人们看到部分政协委员除了“举手”以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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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复旦大学在读硕士吴恒说，食品危机下没有人是孤岛
八、吴恒：有毒食品的反对者
“掷出窗外”网站的创办人吴恒，被认为是中国版有毒食品的“维基百科”，直指“易粪而食，互相毒害”的残酷社会现实。无论是推进食品安全问题，还是到贫困地区支教，吴恒都一直坚持着一个信念：一毫米的推进也是推进。“世界并不完美，但值得奋斗”，吴恒特别欣赏这句话。我们也希望有一天，舌尖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CCTV里的那个中国，而不是‘掷出窗外’网站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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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消协和质监部门维权无果，罗永浩于是乎先是微博维权，再在西门子门前——抡起铁锤，砸冰箱！
九、罗永浩：商业霸权的反对者
罗永浩去年连办两次轰轰烈烈的“砸冰箱秀”，砸开了西门子等企业的商业霸权，消协及政府部门的踢皮球绝技。短短数月高达15多万元的维权费用，向消协和政府部门打19个多达90几分钟的维权电话仍无果，折射出官僚机构不愿帮消费者维权，“制度”纵容西门子们变坏，消费者维权的艰辛与不易。
据消协统计，中国消费者维权获胜后，赔偿金平均为700多元人民币，而美国平均每案消费者获赔35万美元，是中国的3700多倍。中国消费者维权长路，需要更多的罗永浩站出来砸开黑幕，反抗商业霸权，官僚机构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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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就是力量
十、全体网民：一切不公的反对者
围观即力量。因为有你们，单个孤立的反对者不再只是一个人。在鸡蛋与墙之前，你们总是选择站在了鸡蛋一边。论坛、微博，新闻跟帖，你们在网络的每个角落中呼喊，声音汇聚为洪流，被越来越多人听到。你们吐槽、反讽，或者默默飘过以为抵抗。更多的时候你们大声说出：我反对。你们是一切不合理、不合法的反对者。与此同时，你们也不吝发扬个人趣味，弘扬真善美。你们就是我们大家。
结束语：未来一年，期待官方能够包容更多异质思维，也希望网络上多一些理性，平和的声音。有越来越多激愤者能够看到复杂性，不轻言左右，不走极端，不扣大帽，不党同伐异，不动辄互指“傻逼”、“五毛”，不为反对而反对。用更具理性和建设性的表达，达成更多的共识，去争取更多空间。(部分文字摘自中青报、南都周刊等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