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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的警示

习近平访美,满心希望与奥巴马共同宣布艰苦谈判已达七年之久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取得重大突破,即将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但这一进程未能如期完成,某种程度上,习访美难言“成功”二字;而习近平前脚刚离开美国,由美日加澳共十二个亚太经济体组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后脚便宣布达成协议。这意味着,一个迄今为止经济体量最大(占全球GDP百分之四十)、涵盖范围最广、开放程度最高、贸易规则最新的自由贸易区撇开了中国,即将在中国眼皮底下成立。

对中国政府而言,此事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甚至有些猝不及防。比起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曾经带给美国的尴尬,TPP带给中国的难堪和窘迫无疑更加长远,也更具实质性意义:美国不加入亚投行,其所受损失充其量只是或然增加的机会成本,而中国被摒除于TPP之外,所损失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国际市场份额,和实实在在的对外资的吸引力。或者说,美国丢掉的只有面子,中国丢掉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中国政府在TPP的事情上大概是因过于“自信”而战略失算了。虽然对TPP抬高标准以挤兑中国的“美国阴谋”感到十分不爽,但中国政府其实也并不特别在意,面对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大变革,中国政府基本上采取冷眼旁观、消极等待的态度:它既不愿意竭诚追随,也不打算严肃应对;既不准备改变自己以适应变革,又不可能改变世界以迁就自己。之所以选择消极对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抱有侥幸心理,他们不相信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可以完成TPP谈判,而奥巴马之后的美国政府是否仍然对TPP满怀热情则大可怀疑,所以,当奥巴马与本党(民主党)、白宫与国会、美国与其他各国因TPP谈判而陷入各种国际纷争和国内批评浪潮之时,中国政府不但没有体验到被亚太各国疏远冷落的失意感,反倒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心态。

在中共当局看来,TPP谈判没什么大不了,对中国已经形成的贸易优势地位冲击不大,有冲击也是未来时而非现在时:其一,TPP不是铁板一块,参与各国无不瞻前顾后,美国人担心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侵犯,日本人担心自己的农产品市场被瓜分,越南人担心自己的一党制政权受冲击……,TPP最终能谈出什么结果、能不能按美国的意愿谈成功,原本都不是很确定的事情;其二,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的多边谈判历来旷日持久,因为谈判内容关涉每个国家、每个行业、每个产品、以至每个从业人员的竞争地位和未来收入,往往国家越多,标准越高,则谈判越难,而TPP自始即以“有史以来最高标准”自相标榜,此“最高标准”不仅有效吓阻了中国知难而退,也令谈判进程更加头绪纷繁、困难重重。想当年,江泽民、朱镕基痛下决心加入GATT(关贸总协定)、WTO(世界贸易组织),其谈判进程是何等痛苦、何等漫长,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自称“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如今亚太十二国另起炉灶,欲重建世界贸易体系,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收工。

然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这不能不让中国政府、中国商界和学界受到刺激,感到焦虑。TPP提前上路这一事实说明,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早已是TPP大多数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权仍然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而中国则错失了这一次至为宝贵的参与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的良机。当然,事后再看,TPP没有中国参与虽是中国的净损失,却绝对是其他各国的大幸运,是TPP之所以能够较快达成协议的关键所在。以中国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份量和能力而言,做制度破坏者的本事绰绰有余,做规则创新者的能力尚有不逮。中国在世界政经舞台上的表现常常让小国畏惧、让大国头疼,却极少被人广泛信赖、受人普遍敬重。作为近四十年来国际贸易体系的“搭便车者”和最大获益者,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这样的全球角色无疑是一个讽刺。

中外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主导TPP谈判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主要目的是制约中国,阻止中国过快“崛起”而与美国争雄。为了说服美国国会和美国民众支持TPP,奥巴马总统似乎也很乐于采用拿中国说事的民粹化说辞,他说,“如果我们不在亚太制定规则,中国就会制定”,“当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潜在客户生活在我们的国境之外,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但这样的说辞并不准确,一是小看了TPP的历史意义:一项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使关税壁垒成为明日黄花、使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过街老鼠、使经济自由达到全新高度、使宪政体系和普世价值导入全球化贸易格局的新规则体系,岂是专为防范中国而设?二是与事实并不相符,事实上,美国政府早在二○○九年高调宣布加入P4并将其改名TPP之后不久就曾邀请中国加入,但中国政府认为美国预拟的条款“对中国不利”,有些条款中国根本无法接受,故决定不参加TPP谈判。所以,在事实层面,并不是美国或TPP成员国发动了一场“制约”和“围堵”中国的“阴谋”而拒绝了中国,而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本国人民拥有更多的经济自由、专制政体承受更大的外部风险、国有经济面临更多的国际竞争而傲慢地拒绝了TPP。正如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多次拒绝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商减排协定一样,此次TPP之初也不是美国不愿与中国合作,而是中国不肯承担与美国合作的责任和后果。有许多人用“TPP不带中国玩儿”来调侃美国或取笑中国,但严格说来,缺席TPP正是中国的自主选择,不管对错,都是它自作自受,其得失、荣辱与别人没有多少关系。

TPP规则体系之中最让中国政府神经过敏、最不为中共体制所容忍的部分,除了对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货物、服务和投资几乎一步到位的“零关税+准入前国民待遇”之外,主要是一些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中共所谓“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不相匹配的内容,比如,“企业与政府争端解决机制”将使中共没办法驱逐Google之类不听使唤的跨国企业,“信息自由”条款将使中宣部无从处罚《纽约时报》那样的外国媒体记者,“市场准入”条款将使扎克伯格不必费力讨好习近平也能理直气壮让Facebook进入中国市场,“劳工权益”条款将使独立工会运动在中国成为不可避免,“私有化”条款将从根本上削弱“中国模式”的经济集权体制和红色权贵的“执政能力”,……中共如果坦然接受了TPP的这些个“制约”,也许习近平将会痛苦地承认自己不是“男儿”,也许中共当局将会痛定思痛进行必不可少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这才是共产党政权最不能认可、最不敢尝试的变革之举。所以,关于中国缺席TPP的理由,最恰当的解释不是“TPP不带中国玩儿”,而是中共没自信、没勇气玩TPP。

米尔顿‧弗里德曼(港译佛利民)写道:“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保证个人自由或民主的意义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对于中共政府,它现在必定已经意识到了,它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至多可以容纳WTO——事实上也容纳得不好,却很难与以TPP为代表的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实现对接、完成匹配。接下来,当TPP规则在更为广泛的区域里推广开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将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怪物,也将逐渐变成一个国际贸易体系里的异类。前面的道路有两条,要么中国顺应世界,要么世界抛弃中国,这就是TPP对中国政经体制的警示。

《争鸣》2015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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