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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我们都是好时代里的难民

老崔说事儿:

谈“老人”对“年轻人”的责任——“年轻人没有超过老人,也是老人的失败。”

谈读书和未来——“你没有必要读书读破万卷,很多历史是没有用的。你应该去畅想未来,仰望星空,你应该有创造性的未来,我觉得这才是年轻,因为你不怕犯错误。所以真的没必要听老人在那忽悠,造成年轻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怀疑。”

谈所谓代沟——“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

谈《1942》与少年派——“你就是那个逃难的难民,你只不过有点儿钱而已,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已。”

崔健前几天去看了《1942》,电影让人难受,看的过程也不太愉快,他挤在影院最里面的座位,又发现碰上了影像虚焦,画面模糊得连字幕都没法分辨。崔健想站起来叫影院经理,一起来的朋友却说:“凑合吧!”他看看别的观众,也并没有人有异议。

现在说起这段小插曲,崔健还满腔愤怒,他质问自己为何当时没有站起来,好像透过屏幕上灾民朦胧的五官看到了自己和无数人清晰的脸:“所有人都跟电影里面被欺负的难民是一样的心态,没有人敢去提出问题。现实里的你就是那个逃难的难民,你只不过有点儿钱而已,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已。”

这种直接而由里及表的较真劲儿,像一把刀子一样把崔健牢牢钉在土里,接着地气,这也是他到现在一直追求的东西。和那些浸淫社会多年、多少变得有些麻木的同龄人,崔健说,他已经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了。他喜欢跟年轻人待在一起,欣赏他们直接和真实的锐气。他经常去看MC大卫——一个擅长即兴说唱的90后,觉得大卫在Battle时“敢说真话,敢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去年因“黑喂狗”式喊麦走红、多多少少代表了一些网络恶趣味的MC石头来京演出,热闹现场里,崔健压低红五星帽帽檐沉默地站着,只是为了等担任暖场嘉宾的大卫登场。

除了大卫,他对不少新乐队、歌手也如数家珍。聊起时下的潮流,他主动提起了对富二代、“求包养”这些热词的鄙夷。

不过,崔健融入年轻文化,并不代表年轻人都爱崔健。他清楚,许多年轻人觉得崔健老了,甚至对他一无所知。若是出于不了解而被排斥,崔健并不悲观。他相信和对方只要愿意去认真地沟通,总能打破隔阂,有所共鸣。他遇到过当面朝他吐口水的小青年,但过了几天那人弄明白状况,就回头来听他说话。真正让他愤怒的是,在更大的舞台上,愿意认真去听他的声音的人在变少。26年前的那首《一无所有》过后,崔健得到他最痛恨的“摇滚教父”标签,被供上神龛的同时即是被束之高阁,洒满灰尘。他愤怒于当年和自己一起成长的年轻人,如今掌握话语权后“装疯卖傻”,反过来阻止他说真话;更愤怒现在的年轻人“出于时尚而非灵魂的意义”,被忽悠着也想让他闭嘴。

“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在很多方面是代表你说话,你要是盲目地觉得我岁数大了就觉得要把我区别开,等于是在伤害你自己。”崔健说,他不希望看到同一代人中不停有逃难者上路,他恨铁不成钢。

中年崔健的孤独:

“我的思想方式还是像年轻人一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

问:据说你现在还是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去看他们的演出,跟他们沟通,是吗?

崔健:嗯。

问:可能现在那些跟你同年龄的人,反而就不太聊得来?

崔健:是的,我们的状态不一样,比如说他们有孩子,有社会的压力,有自己的工作关系,一系列的事儿。他们大量想的事儿,已经不是年轻时候的想法了。他们关心的问题,和我歌里唱的已经完全不一样,我最新的作品他们也听不懂在唱什么。而我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我的思想方式还是像年轻人一样,所以会有一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双方都有可及之处,都会觉得我是他们的人,但是都会有一种疏远感,所以这一种也是若即若离吧。

年轻人里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跟我能够互动起来,甚至可能绝大部分人也不喜欢,甚至听我的名字就拒绝跟我互动,屏蔽掉我的信息了,就觉得你岁数大了,凭什么代表我们?我们希望看到跟我们长的一样的人代表我们,这是很自然的。这个我没有想强加于市场什么东西。当你自然地互动,得到结果的时候,你偶尔会发现,原来这些年轻人和那些老人是一样的,只要你跟他们互动起来,实际上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之间就没有了代沟的感觉。所以我说,我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频率高一点;我跟同代人互动的时候,频率低一点,但是一旦有的话,会很有质量。

崔健看待年轻一辈:

“年轻人没有超过老人,也是老人的失败。你们不必读书破万卷,应该去仰望星空。”

问:跟同龄人聊什么事会有共同语言?

崔健:聊一些社会问题。跟年轻人互动,聊到恐惧的时候(也会),年轻人也有恐惧,但年轻人的恐惧和我们的不一样,但是当年轻人也有跟我们一样的恐惧的时候,我发现也能够聊起来。

问:你现在的恐惧是什么?他们的恐惧是什么?

崔健:我觉得年轻人的恐惧是,他对物质文化已经麻木。当他对社会环境和生活质量感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我们有共同语言。他就会接受我,他甚至会觉得我更厉害,因为我爆发的东西更多,甚至会觉得有点儿崇拜我,渴望交流,把我当成老师。当他没有这种要求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你们老人太沉重了。所以这些时候我觉得有一种责任,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没有超过老人,也是老人的失败。所以说我也希望年轻人有更多的东西出来,这个东西对于上一代人来说,也是一个乐趣,我们从本质上就愿意跟年轻人多说一点。跟岁数大的人交流,多少会有一点抬杠的感觉,有的时候对方不同意我,但当他在肯定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力量的转换,会给我带来一种怀疑:有没有必要跟他交流?即使把他说赢了,我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意义吗?

问:这种心态听起来有点儿像年轻人可能开始对你的心态,可能有时候会觉得你在抬杠,说你功成名就,肯定不会放下架子来跟我们聊天。

崔健:对,碰到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叫我崔老师我都烦。我说我讨厌这样叫,你以后叫我“你”吧,别叫您了,叫我老崔、崔哥都可以。完了以后,我跟他们交流,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想法亮出来,之后有些我的东西他们就会接受,因为他们发现,原来你是有原因的不喜欢我的。比如我的确特别不喜欢富二代,花的比挣的多。我跟他们说:你应该对你父母尊重点儿,不要以为这是父母爱你。还有什么包养文化,我觉得也是毁年轻人的文化。这些话对年轻人有效,等他们自己努力了,开始真正找工作了,他们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更快乐。

我觉得年轻人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很多别人通过很长时间去琢磨透的一些事情,他通过看一本书就看明白了。但我认为你没有必要读书读破万卷,真的没必要,有很多历史、很多过去的经历是没有用的,我真不希望年轻人去看、去接触,任何在销毁你生命能量的那些知识,你都可以屏蔽掉。你应该去畅想未来,仰望星空,你应该有创造性的未来,我觉得这才是年轻,因为你不怕犯错误。所以真的没必要听老人在那忽悠,造成年轻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怀疑。这一点我特别讨厌。

被两个群体共同反对的愤怒:

“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

问:你这种跟年轻人很多交流、沟通的状态,是自然而然的吗?还是说你也有点强迫自己,不这样的话,可能会落在时代后面?

崔健:我说白了吧,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样的,只是你我所说的东西、关注的点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不一样,只是你们在变化。但当你回家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老崔唱的东西和你们唱的东西是一样的,而且老崔敢唱,你没敢唱,你会觉得应该听他的音乐。或者说,你觉得老崔不敢唱了,就像当时盘古(极具争议的朋克乐队)写首歌要弑父,把我们都杀了。他比我们更敢唱,跟他比的话,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没唱,人家抢银行,中国银行他要抢,歌里就这么唱出来的。他现在去国外了,只能在国外生存,在国内生存不了。如果真要是有这种思想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选择我了,而你要没这种思想,你会觉得,我变成你的代言人了:老崔敢唱《红旗下的蛋》,敢唱《蓝色骨头》。有一天你会明白,“一片蓝蓝的天空”指的是什么,“无限的理性”指的是什么。“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产生共鸣的都是年轻人。

因为你们也一样,没有脱离我们那个年代。甚至你们还没有我们成功。从商业上你们也没成功,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掌控着中国经济大权,大量的财富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掌控的。我们这些人如果不勇敢批判的话,基本上没有人替你们说话。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应该期待着我们去帮你们说点儿话,因为我们有更大的纵深度,更大的积累。这个时候你要是盲目地去划分,觉得我岁数大了就不听我的音乐,等于是在伤害你自己。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很多方面是代表你说话,而且是勇敢地代表你说话,但是你意识不到,还出于一种时尚的要求,而并不是真正灵魂的要求,去觉得要区别于我们这一代人,所以这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隔阂,我对这种东西特别讨厌。而且一般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他们即使想跟年轻人接触,也是装疯卖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碰见关键的问题不敢说。他们曾经发表过一种言论,说我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挺好了,问我干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说,哪壶不开了你们敢说吗?你敢说吗?他不敢说,因为他已经变成媒体的主要人物了,就不敢说了,他还会用所有的知识去反对别人,反对别人说那些他自己不敢说的问题,而他自己还装成文化人。

有一帮年轻人,被忽悠了,就说老崔老了,他为了炒作自己,所以必须弄出点儿是非出来——当时很多的比我岁数小的人在批评我。实际上我做这些事儿,我认为对我自己好,也为大家好,为真正做音乐的人好,对那些假唱的人确实不好。你年轻人里做音乐的人,肯定慢慢慢慢地就会受益到,现在你也能看到,那些不会唱歌的人,凭什么一场演出唱一首歌就拿二三十万?他们就是拿一个伴奏带、露个脸,就挣二三十万,剩下的钱分给他的团队里面什么活也不干的、也不是做音乐的人。真正做音乐的年轻人就应该支持我,因为我在给真正做音乐的人铺路,他们在给不做音乐的人铺路。你说,你将来有了孩子,希望后代成为哪种人?有理想的人,还是没有理想、比较现实的人?你会发现你自己就会选择有理想的人,你会发现灵魂的要求比时尚的要求更有意义。

一场电影引发的思考:

“看了《1942》,你得做点儿事儿。就像看完了鲁迅,你得拒绝成为阿Q。”

问:你的电影《蓝色骨头》,明年初确定能上映了是吗?感觉这部电影经历了很多波折。

崔健:如果政审没问题……这是一样的问题,我们和年轻导演真的是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一个乌纱帽政治管理的文化体制管理。中国的文化政治全是被动于经济的,中国的文化还没有开始改革呢,只要有审查制度……当然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只要电影局、文化局都应该归属到工商税务的一个部门就完了,让他们拿着法律去管理这些,去收税就完了,它不应该提出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去管理这个,那中国的艺术没法发展,中国的想象力没法得到保护。这帮人怕的是丢官,他怎么管艺术?他懂艺术吗?所以很多人对很多的艺术家批判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没有自由,他们只能拍出市场需要的东西。

现在你们只能看《失恋33天》,觉得“这是我们年轻人的电影”。真正的好电影,年轻人老人都能拍出来,不是拍不出来,是没法拍。好多好电影呢,好多好的故事,我相信你们这代年轻人也有这样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你们会发现,他第一部片子还可以,第二部片子怎么变成这样,第三部就完了,基本上都是这样。

问:现在有两部电影讨论比较热烈,《1942》和《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你看了吗?

崔健:昨天、前天看的。

问:有什么感触?

崔健:一谈到具体的事儿,就容易变成另外的东西,我觉得特别是我,应该负责任地说话,所以我对片子的喜好,我在私下里说得特别清楚,但是在媒体上不好说。所以我从抽象的角度说一说我的观点就可以了,我不愿意说得太具体。看李安的片子激发了我的创作,我自己也想拍电影。看冯小刚的电影,激发了我对中庸的哲学更深的批判,我恨死了所谓的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庸文化,造成了在关键的时候政治昏庸无能,贪腐一家,庸官就是贪官。这种情况就会造成这个民族在关键时候土崩瓦解,完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后代,仍然有危机感,被别的民族欺负,仍然有。我甚至觉得那帮上街砸车的那帮人,日本人进来,他们可能就是汉奸。

问:早跑了?

崔健:不是早跑了,他们这帮人可能拿着旗子去拥护日本人,完全没有抽象的理性思维方式的能力。这种长期没有一个理性思维的群体,这种因为一个统治者长期不被约束而产生的巨大的贪污腐败的群体,到关键时候,就是出卖民族、毫无能力,只能自相残杀的群体,这种文化从各个层次都能看到。我看完这个片子就有这种感觉,就很愤怒,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仍然有这样的危机。赶紧醒过来吧,赶紧去强大这个民族吧,赶紧去反腐败吧,那些腐败的庸官根本就不爱这个民族。

问:冯小刚前阵子也说,中国人有些恶是胎里带的,这个你怎么看?

崔健:那是刘震云写的书,还有一些东西他不敢拍。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你没必要看到的,它们就是对你的能量产生消耗,这个片子里的这种东西,鲁迅早就批判完了,没必要再知道中国人的秉性了,这种缺点你根本没必要再看了,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有了。但是你要是看完了片子,你必须得愤怒,你愤怒的话就应该去做点儿事儿,否则的话,拍这个片子干什么?你见到这帮腐败分子无动于衷的话,看这个片子干什么?

我昨天看片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悟:电影放的时候虚焦了,因为我是被挤在一个最里排的座位,实在不愿意去影响别人,要不然我就找他们经理去了,若干次我都想喊起来,说你们电影虚焦了,你们应该对观众负责任,我们花钱买票进来。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后来我这么想,所有人都跟电影里面被欺负的难民是一样的心态,没有人去敢说这个电影虚焦,字幕都看不清,都是虚的,我看完都头晕了。

而我前一天看的《少年派》,颗粒特别清楚,焦点特别硬,也可能人家有要求,因为这个虚焦的东西,可能不是一道工序能解决的。后来我看完出门时跟他们工作人员说,你们电影虚焦了,你跟你们经理反映一下——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儿。按道理我都应该站起来,说你们虚焦了,你应该退钱。因为电影如果焦点不清楚,视觉上的东西变差,震撼力就减低了。这就是习惯,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管这事儿。

问:就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不会说为自己争取一些更好的东西。

崔健:对呀!是不是我应该站起来,应该去喊?我自己坐在那里纠结,完了我周围的朋友说:“还行,凑合吧!”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你就是那个逃难的难民,你只不过有点儿钱而已,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已。

看了《1942》,你得做点儿事儿,你要不做事,你跟他一样,你要没有反应,那你干嘛看这种片子?你看完了鲁迅,你得拒绝成为阿Q,不然你干嘛看这种东西?这就是看完这个片子难受的感觉,你知道吗?

问:做不了什么,没有办法的感觉。

崔健:所以得起来,而且保护别人的权力就是保护你自己。

崔健其人

崔健,1961年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文艺工作者。从十四岁起,崔健跟随父亲学习小号演奏。1981年,他被北京歌舞团招收为小号演奏员,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1978年在北京交响乐团担任小号演员,直至1987年离开。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乐开山之人,有“中国摇滚教父”之称。

成名曲为1986年的《一无所有》。代表作有《一无所有》、《最后一枪》、《新长征路上摇滚》、《给你一点颜色》等等。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崔健逐渐淡出中国歌坛,但是在2005年一张向崔健致敬的专辑《谁是崔健》,再次证明他在中国摇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0年12月12日,由荷兰大使颁发的克劳斯亲王最佳成就奖评委对崔健作出评价: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联,摇滚音乐家崔健表达了中国和世界青年的心声。在他的音乐创作中,崔健借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表现形式,并立场鲜明地反对西方音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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