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层反思文革和文革后的中国

北美的文革研究近年来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不少并没有经历过文革、或文革时还只是孩子的华裔学者开始活跃于学术研究和大学教学中。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现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任副教授的吴一庆便是其中的一例。去年，素享盛誉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英文版的《边缘层的文革：危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一书。我是一庆在文革研究中多年的“忘年交”，承他赠我一册大作，读后觉得有以下的新观点和新视角值得与读者分享。

情绪性的否定文革VS.思辩性的探索文革

文革在绝大多数的民众和研究者眼里，绝对是一场要否定的大疯狂和大浩劫。在国内畅销的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和巴金老人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都表达了这一见解。但是吴一庆认为：在不是情感化的学术高度，如果把历史仅仅解释为一种“精神失常”只会显出一种思辨的无能，无力把握复杂的历史。他认为：对文革还应当有一种从它的边缘层出发的思辨，从而可以构筑一种“替代性”的文革史，并从中发掘出历史边缘地带的合理性来。

什么是吴著的文革“边缘层”的概念呢？他认为，它可以是实体，即离开中心政权的底层民众中的相对独立的运动；也可以是虚体，即一种偏离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理论（在文革研究中，也常被称之为“异端思潮”）。“边缘层”的立论源于以下的假设：一、毛泽东对文革的指导其实非常模糊空洞，这就给了地方和底层民众的理论和造反以很大的自主性。我非常赞同这一分析。在我看来，其实毛从来没有过什么洞察先机的“伟大战略部署”，否则就不会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误。和后来的邓小平一样，毛文革中所做的也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已。不过邓比较实事求是，毛则虚张声势。二、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和运动在很多地方其实是离开了“最高指示”、甚至有意识地利用了毛的指示来追求自己的阶层和团体的利益的。因而、它们常常是“离开了毛的文革”（吴著）。应当说该书在这方面还是颇有洞见的。

“当革命杀死了自己的孩子，革命便失去了自身的动力”

这是我所喜爱的吴著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观点。在吴著的全部六章中，用了整整三章的篇幅描述了他心目中的“边缘层”的文革：一、遇罗克的“出身论”和批判造反路线后的造反派所代表的底层被歧视的民众追求社会地位平等的思潮；二、上海一月革命工人中爆发的所谓“经济主义风潮”所代表的改变不合理的经济利益分配的强烈要求；三、以湖南杨曦光的“省无联”、湖北鲁礼安的“北决扬”和广州李一哲为代表的朦胧的追求“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和“民主与法治”的探索。吴一庆认为，这些诉求原本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或是它的合理发展。但是，它们无一不被毛及其政权全面否定为“反革命”，结果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全面危机。“当革命杀死了自己的孩子，革命便失去了自身的动力”——文革必然地失败了。

吴著的另一个特色是对文革和文革后的中国的关系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吴认为：文革后三十年的中国讽刺性地实现了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要极力避免的中国“变修”和“姓资”。在实质上，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中共文革前的权力阶层向市场资本转换的“权力精英经济”。换句话说，是文革的“走资派”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中获得了胜利。但是吴一庆认为，文化大革命为底层民众提供了文革后三十年的群体抗争的形式，这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八九学生运动的规模和人数虽然比文革大规模的造反运动要小一些，但他们对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反官僚反贪污的诉求仍然有文革“边缘层”运动和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八九运动中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有机结合，也有当年“工学运动”的影子。总的来说，与其说吴一庆的研究是一种常规型的历史描述，不如说是一种哲学和社会学层面上的历史思辨。文革研究者们可能不一定同意他的全部结论，但一定会肯定他严肃认真的探索和思辩。

《动向》2015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