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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精选:终南隐士将入何门?

日前,有大陆媒体揭秘了终南山传承千余年的修行传统。西安市民张剑峰开始探寻终南山隐士,拜访了600多位山中隐士。据他估计,目前尚有5千多位修行者隐居终南山山谷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山谷,他们还保留着隐居传统,过着和一千年前一样的生活,在喧嚣的世界之外,仍然有很多人来到终南山修行,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嚣外,半亩菜地,几株果树。陕西终南山,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还存在隐士的地方。

报道指20多年前,美国汉学家、佛经翻译家比尔•波特来到中国,寻访传说中在终南山修行的隐士,因为《空谷幽兰》的问世,很多西安人才知道,有5千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山谷,过着和一千年前一样的生活。张剑峰频繁进出秦岭,寻访居住在其中的修行者,行至今天,自己则从一个纠缠于情爱的青春文学编辑变成了半个隐士。

张剑峰介绍说,这些修行人都很热爱生活,但他们不用手机,离村庄近的修行者还会和村里人打交道,很少下山。在修行人中,不乏有文化的民间学术研究者。“真正的修行者都是劝人向善,告诉人们怎么样减少烦恼。”对修行的好处,张剑峰说:“就是保持自己时时刻刻不迷失,做自己的观察者,做真正的自己。”这些修行人都很热爱生活,一般会把自己小茅棚打扫得很干净,做一点小景致,比如在门口种点花,但他们不用手机,离村庄近的修行者还会和村里人打交道,很少下山。“修行对我生活本质的改变是我看待事物的态度不同,如果以前,有一个东西我想得到,我肯定会努力争取,但现在,患得患失的东西就少了,人会更豁达一点。对物质不刻意追求,更注重精神生活。在茅棚里,吃饭睡觉晒太阳喝茶,那样就挺幸福的。”

据以研究终南山文化而闻名的陕西作家卢剑利的调查,如今的终南山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还存在隐士的地方。他们中有僧人、道士、尼姑、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纪,也有毕业于厦门佛学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年轻人。这里的生活都非常简朴甚至清苦。有的是来学佛问道,有的是为了练气养身,有的仅仅只是找一处清净的地方读书做学问。

“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终南山最高峰有2600多米,无论山势多么陡峭,都有踩踏坚实的山路可寻,小径、石阶,抑或是悬挂在崖上的木板“天梯”和铁链,都表明常年有人在此行走,终南山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修道胜地,它既是佛教的策源地也是道教的发祥地。终南山历史上高僧辈出,缁素云集,出现过智正、静渊、普安、静蔼、灵裕、虚云等多位高僧大德,然而终南山却始终不太被现代人所重视。特别是隋唐时期,终南山历史上的隐士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不愿意跟新政权合作的士大夫;一种是躲避战乱的逸民。再有一种就是看开放下的人。”

儒家创始人孔子曾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终南山为世人所瞩目也因为其“隐士文化”——终南山自古就有隐逸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名人都曾做过“终南隐士”,相传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入朝前就曾在终南山的磻溪谷中隐居,他用一个无钩之钓,引起周文王的注意,后以八十高龄出山,结束隐逸生涯,辅佐武王伐纣,建功立业,成为一代名相;秦末汉初,有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角里四位先生,年皆八旬有余,须眉全白,时称“四皓”,先隐居商山,后隐居终南,终成大业;“汉初三杰”的张良功成身退后“辟榖”于终南山南麓的紫柏山,得以善终;晋时的王嘉、隋唐五代的新罗人金可记、药王孙思邈、仙家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以及金元时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明清时江本实等都曾隐居终南山。

隐士文化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人统计过,古诗中约有三成的诗歌出自隐士之手,正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现在最多人说的就是:“大隐隐于市”,陶渊明应该是大家最为熟悉的隐士了。隐士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是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

隐士的三种境界:一、看破人生的人才往往想过隐居的生活。与世无争,这是小隐;二、隐居在喧闹的市井中,视他人与嘈杂于不见,从而求得心境的宁静,这是中隐;三、隐身于朝野之中,面对尘世的污浊、倾轧,钩心斗角却能保持清净幽远的心境,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

中国历代隐士,大抵可分为十种:

1、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宋炳,元代的吴镇等,从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

2、先官后隐。这种一般都是社会太黑暗,官场太腐败,士人不堪,辞官隐居,如陶渊明,《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均称之为“隐逸”。明代的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便安心隐居至死。

3、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果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义上不能算做隐士,但却大有隐逸思想。

4、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式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

5、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

6、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7、以隐求官。如唐代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后来的“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已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

8、无奈而隐。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他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9、真隐而仕。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的伊尹,商周时的姜尚,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当属诸葛亮。

下面介绍几位古代隐士的小故事:

荣启期是春秋时代人,隐居不仕。家贫无衣,经常只披着一块鹿皮用草绳系着。生活如是清苦,可荣启期却鼓琴而歌,感到很快乐。一次,孔子东游泰山见到了他,问道:“先生乐在何处?¨荣启期回答说:“使我快乐的东西很多,比如说:人为万物的灵长,我能够作为一个人,这是第一乐;在男女性别中,男尊女卑,我贵为男人,这是第二乐;人的寿命有限,有许多人在襁褓中就死去,而我能活到九十岁,这是第三乐。即此三件,就够我一生享用。”

披裘公是春秋吴国人,其真实姓名无人知晓,因为他一年四季常披着一块羊皮,大家就干脆以“披裘公”来称呼他。一天,吴国王室贵族延陵季子出游,见路上有人遗失的几个钱。这时,披裘公正好从山上打柴而回。时当盛夏。延陵季子见他披着羊皮,背负着一大捆柴,步履蹒跚,挥汗如雨下,显得是又老又贫。便顺便叫他把路上的钱拾去,披裘公听了,感到奇耻大辱,把镰刀抛在地上,闭着眼睛摆着手说:“先生外表看起来是个身份很高有学问的人,而实质上见解很鄙陋,言语很粗野。我夏天披裘负薪,自食其力,难道是捡路上钱的人吗?”延陵季子知道他是位隐者,便请问姓名,披裘公说:“你是一个徒有其表的人,我的姓名不值得对你说!”说罢径去。延陵季子伫望良久,嘘唏感叹。

西汉蜀地人严遵,字君平,也是一个不求仕禄的有道君子。在成都隐居的时候,以占卜算卦为业,每日收入到一百钱左右,估计一天的生活费已经够用,便收起摊子,闭门著书。虽然他自感生活充实,可别人并不以为然。当时,同郡有位富人叫罗冲,问他:“你怎么不去居官求禄?”严遵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去不了,富人便以为他缺乏车马盘缠,慷慨地为他准备停当,催其上路。严遵平静地说:“你误会了。我只不过感到精神疲惫,井非物用不足。你以钱财接济我,这也说不过去。因为在这方面,你是缺乏的而我是有余的。”富人嗤笑道:“我有家资万贯,而你却无隔宿之粮。你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吗!”严遵摇头叹息道:“个中情形不说你也不知。比如说你吧,以前我曾在你家投宿,在夜深人静时,你仍在营营计较,不分昼夜,从来没感到过满足;而我为人占卜,坐在家里而钱自至,吃饭穿衣无所缺憾,并且有几百钱扔在屋角,不知道怎么用,上面的灰尘都积有一寸来厚。这不明明是我有余而你不足吗!”富人羞惭雨退。

东汉韩康虽然是位隐士,可开始并不想离群索居,只愿隐姓埋名,与人无涉相忘。为了生活,常到山中采药,卖于长安以糊臼。他卖药的价钱说一不二,三十年来都是如此,当地一位少女到他那里去买药,讨价还价,他仍是一钱不让。少女十分恼怒,说道:“难道你是韩康吗?怎么这样死板。”韩康从一位陌生少女的口中听到自己的名字,真是如雷轰耳,目瞪口呆。心想自己隐姓埋名来卖药就是为了不让人知,现在就连一个小女子都知道有我,这么行藏不密,还卖什么药。因而隐遁到霸陵山中去,不知所终。

梁鸿字伯鸾,早年丧父,家道中衰,因而在苦读之外,兼以牧羊。曾因不慎失火。祸及邻舍:梁鸿以所牧羊逐一赔偿,邻居犹以为不足,梁鸿说:“我没有别的财产了,就卖身为你做几年事吧。”旁人察觉出梁鸿并非一般的人,因而责备这个邻居,要他敬重梁鸿并归还羊。梁鸿不接受,回归乡里。梁鸿出名后,许多人家要把女儿嫁给他,他一概回绝。当时他的同乡姓孟的人家有个女儿名光,模样肥黑而丑,多次给她说婆家她都不答应,以至拖到30岁还没有出嫁。她的父母觉得蹊跷,问其原因。孟光才说出她非梁鸿不嫁。粱鸿听后,甚为感动,便娶她为妻。后两人相偕隐于霸陵山中,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梁鸿每次从外耕作而回,孟光便赶紧具备饮食,举案齐眉,不敢对梁鸿仰视,其敬夫如此。

陆羽字鸿渐,湖北天门人。身世不明,传言为僧人在河边拾回来收养的。稍长,和尚要剃度他为沙弥,并授以佛经。他忽然说道:“这样没有兄弟父母,并绝子嗣,难道能称作孝悌吗?”和尚一听,恼羞成怒,罚他去清除粪垢,并牧牛30头。陆羽便以竹枝在牛背上写字,居然学有大成。唐肃宗上元初年,他隐居苕溪,自称桑苎翁,闭门著书。有时心头郁闷,独行于旷野中,披发歌诗,击木相和,自伤身世,感慨万端,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而回。所以当时人都把他比作楚狂接舆。……

古代有隐士,不难理解,但现在物欲横流,钱权肆掠,居然又50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山谷,引来了广大网民的好奇。人们进而对什么是修行,他们为什么要修练展开了讨论。网易北京网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实修行不一定涉及封建迷信,隐于大山,腾空心灵,扣问人生和天地,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位隐于闹市的修行人于小姐,对什么是修炼人,为什么要修练她这样回答:现在人类社会道德水准大滑坡,私欲横流,可是人们往往身在其中却意识不到——修炼之前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看重名利,执着个人得失。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别受伤害,修炼后,使我懂得了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修心重德,淡泊名利,逐步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她并强调,其实修行并不需要隐居山谷,每个人在一般地生活中就可以修行,“面对现实社会的复杂,更能考验修行意志,磨练心性,同时对当今道德滑坡的社会也会起更多正面影响。”

其实,关于隐士的传说和风范,在当今中国已经不是新闻;2010年9月,北京大学大四毕业生、素有“才子”和“大牛”之称的柳智宇,拒绝美国麻省理工全额奖学金而选择出家的消息,就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在整个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大部分的大学生都在追求房子车子女子,逐名、逐利。然而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人性、思想、生存的意义,柳智宇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当今大学生的一种拷问。追求思想的觉悟,是中华民族文人的一项传统,历史很多才华冠绝的人,都是佛教徒和道教徒,白居易、王维、苏轼、李叔同,可以说中国的文化与佛教与道教的关联几乎是由始至终的,而到了现代,科技的进步,人们在科学的冲击下,以为宗教就是迷信而全部抛弃,这种传承的思想也渐渐被人们忘记。柳智宇这些人的举动,让我们又看到了中华文化的觉醒,和当代大学生对人性的追求,而不是仅仅把眼光套牢在钱财名利上面。但事实上,近些年来,北大、清华等高校中选择出家的学生并非只有一两个。有消息称,北大研读儒学和佛学经典的耕读社社团三任社长(包括柳智宇)都已经或拟出家修行。如原北大哲学系硕士邓文庆、第一任耕读社社长毕业后就在福建莆田广化寺剃度出家,人称“显庆法师”;其师兄、北大哲学系87级学生明海法师现为河北柏林禅寺方丈。还有为北京龙泉寺建起“龙泉之声”网站的北大计算机专业某毕业生也于去年正式剃度。据说,目前还有不少大学生在龙泉寺等待剃度。为什么这些拥有高学历、且“前程似锦”的年轻人会最终选择余生与青灯古佛相伴?这也是很多世人的疑惑所在。

因为一方面,对于很多长期受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人而言,神佛是虚渺的,相信神佛就等于是迷信,并且认为,“迷信”之人都是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野之人;另一方面,当一些高学历之人冲破人们的固有思维,有理性地选择出家修行之路、而非追逐红尘中的名、利、情时,自然引起了人们的不理解、困惑乃至反思。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选择了向佛之路的?是为生活所迫?尽管近些年大学毕业生找寻工作较以往困难,但作为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毕业生找一份满意的工作应该还不是难事。像柳智宇这样拒绝了美国名校而选择一心向佛的更表明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是为情所惑?既在人世,便是浸染在情中。即便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人来说,感情上遇到一些挫折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但他们既然在未选择出家前就已开始研读儒家、佛家经典,自是会将此看开,不会简简单单地为此就选择出家。

既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非为情所惑,那么他们选择这条路必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即是选择了一种适合自己的人生态度。选择这种人生的人,必是相信佛陀所言:人终不能避免疾病、衰老、死亡的纠缠,而人对自己在物质上所追求的成就,也终将感到失望;人世的一切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人今生之所为必结来世之所报,因此惟有一心向佛才能得到最终的解脱。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心目中,追随着佛陀的召唤才是真正之大智。

在一些世人看来,他们是“傻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享受,真真是枉来世间一遭;而或许在他们看来,世人只知吃喝玩乐,而不知因果报应、天理昭昭,正陷入苦海之中而难以自拔,不是“傻人”又是什么。孰傻孰不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不过,《红楼梦》开篇中的《好了歌》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标准——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而世人更是有所不知的是,从古到今,不仅中国的诸多皇帝是释迦或老子的忠实信徒,连不少中国文人都虔心向佛或向道。

以中国文化最为鼎盛的唐宋两朝为例,虔心向佛的就有唐代诗人王勃、王维、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孟浩然、柳宗元、贺知章,书法家颜真卿,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等。如边塞诗和田园诗的代表人物王维一生中有许多时候是在隐居中度过的,晚年家中更是有十余僧人常住,共同修行。后来因为修行,他还知道自己多世以来都是诗文专家,而前一世是个画家。而善写“讽谕诗”的白居易也是一个不入庙的修炼者,他曾在一首诗中说:据说房太尉前世是个修佛的和尚,而王右丞(即王维)前生是一个画家;我也打坐入定,用宿命通看自己的往世,结果发现我原来的好多世中都一直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他还在《读禅经》中写道:“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再如北宋大文学家和书画家苏东坡,早年并不相信佛法和因果轮回之说,而是醉心功名。然而,事与愿违,他在仕途上的发展并不十分顺利。后来当在他身上发生了诸多不可思议之事后,在好友高僧佛印的点化下,他终于彻底了悟,开始虔心向佛。苏东坡的前世是一名一只眼睛失明的僧人,叫五戒和尚。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到,如“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在他66岁去世之时,他对三个儿子说:“我平生没做什么坏事,相信不会坠入地狱的,你们不要太伤心。”“看来西方极乐世界是有的,但我现在已经用不上力了。”

如果细数中国历朝历代向佛、向道的文人,大概是厚厚一本书也是难以言尽的。于他们而言,选择向佛、向道,就是选择了人生的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方式;而从他们的修行经历中又不难发现,神佛并非是虚无缥缈的。只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神佛的信仰在1949年后才被迫“腰斩”,人们离神佛才渐行渐远。

如今的终南山5000隐士和遁迹庙宇的柳智宇们的选择,恰恰是秉承了中国文人的传统,乃是智者所为。但不知他们是否真正了悟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佛法?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曾言:“今正法唯住五百年!”而今都过去好几个五百年了,佛教早就走入末法时期了。据佛教经典《大乘同性经》卷下、《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本等记载,佛教末法时期“教法垂世,人虽有禀教,而不能修行证果,称为末法。”“不能修行证果”不正是说佛教已经度不了人了吗?!

不过,诸多预言也曾说过,末法时期必有真佛下世度人。既如此,真隐士和向佛者,都得再好好思量,到底要进哪个门修炼。进错了门,也不是件小事。

201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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