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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也有潜规则

摘要:潜规则的对立面是显规则,是印在文件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正式规则”。显规则、正式规则,对潜规则多少有一点制约作用。而“文革”期间,显规则、正式规则普遍弱化甚至被抛弃,潜规则所起作用之在,便“史无前例”了。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如今是极其流行了,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当然,如果这个概念仅仅只能解释历史,它就决不会在现实中如此流行。吴思先生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了这个概念,不出几年时间,却已在引车卖浆者嘴上频频出现,说明这一概念对现实更有针对性。这个概念甚至迅速动词化,某某欲对某某“潜规则”、某某被某某“潜规则”、某某为达某种目的而“被潜规则”,诸如此类的说法,每天都能从网络、报章、杂志上看到。

在中国,比那显规则更起作用的,实际上是那潜规则。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时期,潜规则又何曾销声匿迹?

“文革”号称史无前例。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文革”中的许多现象,诸如鼓励子女与爹娘划清界线,甚至怂恿子女对亲爹亲娘拳脚相加,鼓励夫妻相互揭发、相互把对方的枕边语私房话整理汇报,越穷越光荣,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成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几乎前所未闻。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宣称要与传统的一切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时代,传统的许多东西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有的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存在,有的,则头不改面不换,以本来面目延续。所谓“潜规则”,在“文革”期间,就仍然以传统的面目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说,也许还不够,还不足以说明潜规则在“文革”时期的重要性。实际上,对“文革”的“史无前例”,应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有许多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当然是史无前例;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度、力度,在现实中凸现着、活跃着,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而潜规则,在“文革”时期,就往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

有时候,两种“史无前例”,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以上大学为例。“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大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员,没有文化考试,甚至对招收对象没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对招收对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许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红”,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阶级敌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阶级敌人的人,没有进大学的资格。大学以这种方式招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堪称史无前例。“文革”时期,大学对青年人同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工也好,农也好,兵也好,能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大学混几年,就能成为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干部,谁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很多很多,谁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时候,潜规则就起着史无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间,大学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或者说“显规则”,是“工农兵推荐”。“文革”期间我生活在农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当然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间,在上大学一事上,两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都有典型表现。

“潜规则”似乎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无需解释。狭义,则似乎专指年轻女性以肉体从权势者手中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有人说某位“美女”被领导“潜规则”,别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种狭义的潜规则,“文革”期间也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农”则从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农村“知识青年”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来源上区分。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许多回忆文章和小说,都写到过这种事。

如今,网络上、小报上,常常说到影视界、娱乐圈的潜规则,代表性的表现,就是女演员要向导演献身才能获得出演的机会。这种事,其实“文革”期间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点江青的红人刘庆棠这方面的“事迹”。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先是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后更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位高权重的刘某,坏事做尽。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是这样说的:“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更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意志薄弱、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当回事,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第258-259页)

潜规则的对立面是显规则,是印在文件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正式规则”。显规则、正式规则,对潜规则多少有一点制约作用。而“文革”期间,显规则、正式规则普遍弱化甚至被抛弃,潜规则所起作用之在,便“史无前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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