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以来，“改革是否已死”的问题，已经从小圈子里的嘀咕变成了更加广泛的质疑。“习李体制”揭幕以来，经济改革走向仍不明朗，政治领域的自由空间却日渐逼仄。从早年的“五不搞”到如今的“七不讲”、“十六条”，再到针对维权人士的抓捕和民间机构的查封，显示出意识形态领域的紧缩趋势。
与此同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陆思想界的分化，到今天也呈现出彻底分道扬镳的局面。围绕执政者合法性的命题，当年学界的风云人物递交了各色投名状。其中包括“中性国家论”、“集体总统论”、“党性上帝论”、“毛氏国父论”、“党国摄政论”、“宪政属资论”，凡此种种，气象万千，不一而足。而在这份名单中，最新的理论成果，则是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的“人民社会论”和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的“中共天命论”。
曹教授的核心论点是，共产党的革命叙事和传统孔孟的革命叙事其实有衔接之处——共产党代表了人民意志，推翻原来的王朝，因为这个王朝丧失了天命。而中国共产党今天还在引领这个民族，完成社会转型的历史重任。这个历史重任还在，也就是天命还在。
所谓“天命”，在中国自夏商周三代直到晚清，一直作为中国传统王朝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个严肃问题。但是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学者出面论证执政党承担天命，乞灵于“封建王朝”的合法性基础，不免让人有时空错乱之感。
这种错乱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年高亢调门的反差。长久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倾向于破旧而立新：腐朽的封建王朝不能救中国，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也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革命乃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先进的革命，与黑暗时代一刀两断，揭示了历史的发展规律，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天不生中共，万古长如夜。
半个世纪后，万千信众一抬头，却蓦然间发现先锋队身上的中山装换成了龙袍，耳熟能详的“历史发展规律”以“天意”和“天命”的面目重新粉墨登场。但论证逻辑依旧宏大而强悍——“你是领导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领导的理由就是百年使命，实现民族复兴”。
“天命刚健”，四字标题掷地有声，用时下流行的话说，高端、大气、上档次。
但问题恐怕出在两方面。
一方面，“天命”是一个只有主观维度、没有客观维度的概念。换句话说，谁有资格掌握天命、从什么时间开始拥有、又在什么时间失去，很难确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致认可的标准。中国历史上，不到民变蜂起、天下大乱的时候，不会有人认为统治者“气数已尽”。而历代以手握“天命”自居的王朝统治者，在没有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都不会认为自己已经丧失了天命眷顾。
在这一点上，代议民主制度固然有很多问题，但从运行原理来说，这是一种诉诸“理性化”而不是诉诸“神秘化”的方式。把民主归结于“一人一票”固然过于简单，需要辅助机制来弥补，但数人头总好过砍人头。由每一代活着的人民而不是死去的祖宗表态，在中立而可信的选举机构主持下，一旦计票结果出炉，胜负双方都有充分理由接受。例如2000年的美国大选中，戈尔不能因为普选票超过布什，就声称民主党代表着美国“人民”意志而强行恋栈；反过来，布什也不能宣称共和党赢得选举人团，就代表美国新的“天命”而抢班夺权。
此外，虽然天命论的客观维度薄弱，但在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中，儒家学说、谶纬之学和史官文化多少还能起到某种程度的制约作用。自然灾害、异常天象都被知识分子解释为对统治者失德的警告。而帝王也不得不配合，通过下诏罪己、大赦等方式努力重塑合法性。但在二十世纪之后的中国，这种原本就薄弱的制约，经过无神论的冲击，完全被排除出统治者的视野。承认错误，那是数十年一遇的历史决议的事情；在每一个当下，统治者以天命之名，都是万能而无误的。
另一方面，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谈论天命，都应当意识到，它面临着注定终结甚至灭亡的命运。按照古典政治的逻辑，天命永存，但肉身易朽。没有一个王朝真的能够像日月神教鼓吹的“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中国历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王朝的周期性兴衰，历朝历代短则几十年，多则两三百年便寿终正寝。要论好大喜功、竭尽民力，莫过于修建长城的秦朝和开凿运河的隋朝，而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势、却最短命的朝代。1908年，满清王朝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开篇第一条便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那时，离辛亥革命仅有三年。甚至当年孙中山用“天命无常”为论据来说服外国友人支持革命时，恐怕也不会预料到，短短二十多年内，他所开创的政权先是摧枯拉朽地北伐，然后就同样兵败如山倒地退到台湾。现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跳出这个“王朝周期律”，现在还在未定之数。六十年还并不足够长，长到让人们有这种历史自信。
有趣的是，曹锦清教授在提出这个“终有一死”的天命的同时，也不忌讳同时再附上一个时间表。在访谈中，曹教授多次提到“二三十年”，例如“再给我们二三十年的和平，这个目标就能实现，百年的屈辱可以彻底被清洗”。换句话说，作者认为甚至到目前为止，“百年屈辱”还没有被清洗干净。再过二三十年，才是他心目中中国完成天命的时刻，但完成之后又如何？是盛极而衰？还是从胜利不断地走向胜利，真的能够千秋万代、一统江湖，让天命永葆青春？作者似乎也说不清楚，只是含糊其辞地画出一个又大又圆的饼——照着中国梦的目标再干20年，“中国一定会很好”。
投名状的甜言蜜语，同时也可能是致命诅咒。如果真是护党心切，试图从中国政治史中为当权者提炼合法性，那么最好看清出各方面的利弊，而不能一厢情愿地自欺欺人。如果要诉诸神秘化的天命，那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呐喊，将永远是统治者的梦魇。倘若一味地自夸自赞，认为自己是“天命”化身，代表“人民”，这在本质上和以暴虐闻名的隋炀帝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直到临死前揽镜自照，还在感慨“好头颅，谁当斫之！”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恋，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从诉诸“天命”到“人民”，一个成熟的社会、甚至一个成熟的统治阶层，应当是逐渐引导“去政治化”，深入到政策细节的讨论，而不是越来越沉溺于“政治化”的宏大叙事来自我陶醉。尤其是当自己在建政之初曾经醉心于这种宏大叙事、但通过技术专家治国有所矫正的情况下，这种重走回头路，是一种成长过程夭折的信号。“天命”和“人民”话语的返潮，表面看起来花样翻新，却预示了一种更加黔驴技穷的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