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文革中的一场以“清理阶级队伍”为核心的运动开始了，各地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开始清查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运动中，为不漏掉任何一个有问题的人，那怕是有任何一点线索，也要追查到底。因此，在组织采用的各种手段之后，往往一个人的交待材料会牵连很多人，被牵连的人也随之被组织调查处理，成为集团案，窝案。
在历次运动中，以这样的方式被检举牵连的人数不胜数，制造的冤案更是不计其数，在文革的清队运动中更是达到了顶峰。以下本文所讲的是发生在清队运动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一个案例。
1980年1月，山东省桓台县公安局向地区公安局打了一份名为《关于张国伟潜特问题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该县公安局认为经过复查，认为张国伟的潜特问题是文革中无中生有的，为此，应将张国伟潜伏特务案件线索撤销。这份报告详细叙述了张国伟成为潜伏特务线索的经过：
【张国伟，又名张元恭，现年61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系山东省昌乐县姜家坊村人，现在桓台县红校任教师。于一九六八年根据高青一中李金贤的检举，作为潜伏特务线索对待，现已查明，特报告如下：
一九六八年八月，高青县一中教师李金贤被审查期间供出：在青岛解放前夕，原参加蒋匪青年远征军复员后在山大上学的人员，由孟昭汉召集说：“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是不会相信的，我们应该从现在起，伪装积极，具体地说，我们从现在起应该积极投入到护校工作中去，以便骗取信任，长期潜伏下去。”青岛解放后，孟昭汉参加了青岛市学生联合会，我们这一帮就有谭绪恕领导，至于谭绪恕怎么成的领导，我也不知道，反正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一九五二年九月毕业前夕，谭绪恕召集陈景星、张国伟、赵明修、李林和我等六人开会，谭说：“我们就要毕业了，将来每个人到达工作岗位后，在工作上应该积极努力，伪装积极，以便长期潜伏，并尽可能的创造条件，争取爬上领导岗位，这样就有了政治资本，更便于长期潜伏下去，到达工作岗位后，彼此不要联系，以免暴露身份……”等等。】
按照报告所说，张国伟是被李金贤举报而成为了特嫌分子，而张国伟与李金贤同是国民党青年远征军的战友，都曾经是参加过抗战的战士。报告中还提到了张国伟的经历：
【该自一九三八年一月在蒋匪宋哲元部59军180师当兵，一九三八年十月先后在湖北云阳中学、四川德阳匪国立六中二分校和四川绵阳匪国立六中高中部上学。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参加蒋匪青年远征军，在成都远征军教导团受训。一九四四年六月去印度伽利蒋匪驻印军战车第四营受美国训练，任中士班长、技工，一九四五年五月在蒋匪装甲兵团第三团任少尉技术员、战车组长、排付，随军回国到昆明、贵阳、上海、北京等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从蒋军复员到伪山东大学动物系学习（住青岛），五三年毕业先后在利津师范、北镇师范、桓台一中、桓台红校任教至今。】
在这段经历中需要有两个说明，一个是有关“国立六中”的情况。1937年抗日全面爆发后，山东就地理位置来看是首先受日寇侵占的地区之一，1938年初，山东各地沦陷区及即将沦陷地区中等学校的三千多名师生，在山东省教育厅的安排下，集结在一起，开始了内迁流亡，辗转七千多里，终于1939年初来到四川北部重镇绵阳。该校先命名国立山东中学，以后奉教育部之命，编入战时沦陷区内迁中等学校之序列，正式命名为“国立第六中学”。张国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山东跟随着内迁师生来到四川，并入读了该校的高中部。据有资料说，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国民党青年军征兵时，国立六中有186位青年学子，投笔从戎，加入了青年远征军，远赴缅甸、印度，张国伟就是其中之一。
另一个要说明的是，抗战胜利后，远征的青年军中不少人复员，而国民政府当时制订了许多对他们的优惠政策，比如可以进入到大学入读，以弥补战争期间耽误的学习，当年许多从国立六中加入青年军的战士都选择了回家乡的山东大学学习，张国伟就是此时回到了校园，成为了山东大学的学生。
材料中虽然没有讲到举报者李金贤的经历，但从检举的材料来看，李金贤无疑也是青年军复员后回到山东大学学习的，跟张国伟有着同样的经历，因为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干过，在清队中也是重点审查的对象，在这次复查中，李金贤给张国伟的无辜受牵连写了证明材料：
【并于一九八零年一月廿一日给张国伟写了证明材料说：“我校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在当时客观形势压力下，编造了一个反革命特务集团，主要任务是潜伏……。这完全是我个人编造的，根本没有此事，一切责任完全由我个人承担，与张国伟毫无关系。”】
李金贤的证明材料证明了张国伟的无辜，这个特务集团是子虚乌有的，那为什么李金贤要编造出这样一个特务集团，陷害曾经的战友们呢？李金贤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之所以被审查，同样也是被别人检举出来的：
【经查，高青县一中党支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对李金贤问题审查报告中指出：李金贤的特嫌一案是来自安茂圻的揭发，自六八年十月开始采取“办学习班”、“隔离审查”，全县中学集中到田镇中学搞“清队”等形式，对李金贤同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逼供、诱供和违反党的政策的现象……】
在对阶级敌人要进行残酷无情的斗争时代，李金贤因为安茂圻的检举而遭受到严刑拷打和各种批斗，让他无法不交待出一些问题，即使编造也要让自己先过了这一关，活下来才行。在这一点上，李金贤的所作所为是有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现在的人不能对他太过于苛求。而检举李金贤的安茂圻同样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编造出了李金贤的特务嫌疑：
【据高青县一中和公安局共同外调材料证实，安茂圻原在中共齐齐哈尔车辆工厂委员会，现已调到四川眉山车辆厂任制动车间主任。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对安茂圻问题已作了“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同时，安本人已于七三年已全部否认自己的检举，安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让我交待尹法章的问题，据我所知，尹法章没有什么问题，交待不出问题来就把我拘留起来，施以极残酷的肉刑，在严刑拷打逼供下，我就胡说起来，曾经把我看过的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和在青岛的一些传说，就把尹法章有关系的李金贤等人都株连上了。说李金贤和尹法章都是青岛“伪国防部保密局二处”的特务，还是青岛警备司令部驻山大的兼职情报员。还胡说李金贤到齐齐哈尔活动过。这完全是虚构的，过去写的一切材料都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效的。】
从安茂圻的述说中可以看到，他在向造反派交待的问题中，除了李金贤之外还有其他人，而所有他提到的人必然也是重点审核的对象。这是一张多大的网，仅就李金贤这条线来说，他讲到的所有人，比如开会的其他人都会像张国伟一样被审查，如材料中还有那次开会的召集者谭绪恕的调查情况：
【据高青县一中外调材料证实，谭绪恕对李金贤的证明材料说：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六中同学李群的单位人民大学来了两个同志把我关起来，逼我承认是反革命组织，“中国平民党”的山东负责人，李金贤等是与我有关的成员；二、李金贤的单位来人，第二次把我关起50多天，因为第一次关押有逼供讯的行为，以后我就顺着说，因此写了一些错误材料；三、关于李金贤解放前夕的活动，记得的是孟昭汉与地下组织当时有联系，为保护校就组织同学参加护校活动时有的，没有反党或“潜伏”等待时机等会议活动，以前写这些材料都是当时有影无影被迫下写的，是错误的。】
所有人为了过关又会交待出其他人，并且将罪行交待的更加“详实”、更加“确凿”，这样的犹如接力棒式的交待，不能想象还会牵连出多少人？还会制造多少冤假错案？
无产阶级专政是张大网，在这个网中，所有人都是被怀疑的对象。一份交待材料，在有关部门的导演下，会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反革命集团”的窝案，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会有不辞辛苦的外调人员通过调查取证，将这一线索通知到当地的有关部门，开始下一轮的审查、专政，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阶级敌人。这种办案的形式，是这个政权前三十年的一种常态，只不过在清队运动时期更为严重化而已。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个个反革命集团就是这样产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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