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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Ｏ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孙明经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曾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右：义敦县县长彭勋在县政府门前；左：省主席刘文辉办公的省政府大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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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伦书院魏东林：因为这本批判血统论的小册子，作者遇罗克在1970年被处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荒谬无比的话在疯狂年代被奉为真理，并成为决定每个社会成员生死的“判官笔”。但指出其荒唐性的遇罗克却在那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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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0年起，蒋经国推行星期四接待日，在专署院内设立问询处，并贴出公告，“无论什么人有什么冤屈苦情或者解决不了的重大问题，都可以来见蒋专员，有冤的伸冤，有屈的叫屈，政府一定给老百姓作主，公正处理。”平时由专职秘书负责接待，周四则亲自接待访民。据统计，1942年蒋经国共接待民众10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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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历史：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前苏联当局隐瞒实情只说是火灾。附近农庄的人们歌舞升平，甚至举行婚礼，辐射最重的前15天过后才得知真相。很多民众对政府产生了极度不信任感和幻灭感。事故20周年时，戈尔巴乔夫承认切尔诺贝利是压倒苏联的最后一颗稻草。灾难面前，谎言是最大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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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旧事：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谢觉哉日记》(下册P.734)1945年1月15日，有这样的历史泄密：“主席说，我们犯过两次错误，第一个错误，是长征时，乱拿人民的东西（不拿不得活），第二个错误，是（在南泥湾）种植特货（不种度不过难关）。”什么叫特货？就是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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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粤江郎：他一生坎坷，却充满童真豁达幽默。“文革”期间他饱受摧残，曾有红卫兵把刚出锅的热浆糊浇到他背上，然后贴上大字报，用皮鞭抽打，游街示众。但他自寻慰乐，把“牛棚”看作参禅地，把批斗看成演戏，专注艺术，完成了大量不朽的书画名作。他是中国漫画艺术先驱、文艺大师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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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汇聚人生：【恐惧】抗战时，宋美龄办战时儿童保育院，共收养孤儿2万多名。文革中，这些孤儿被揪斗，说他们是宋留下来的潜伏间谍。2006年宋美龄孙媳方智怡来南京演讲。她对台下几百位老人说：还记得蒋夫人在重庆时，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们在一起吃饭吗？问了几次，也没有人敢点头和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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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私人不能染指，这样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就相当狭窄。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作为学科，法学和社会学被取消了。那你说过去这个专业里的人去哪里吃饭？所以就改行，比如可以教英语。因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和法学学者，以留学欧美的为多。但很快中国和美国交恶，英语也不能教了，学校里只能教俄文。所以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后的基本生存空间非常有限，这就是体制的厉害之处，你无路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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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会谈九年回顾》：62年，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沟通，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王炳南传达了毛的立场：中国人民绝不会依靠别人。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的建议：如美方需要，我愿勒紧裤带援助美国一些大米和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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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0日，容国团生于香港一个穷苦家庭，1957年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59年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文革中被指为"修正主义"遭揪斗毒打。1968年6月20日，容国团不堪受辱于北京龙潭湖附近自尽，年仅3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