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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76)

1945年3月25日(1)

不出所料,大会的日期又一次推迟了。大会将于四月召开,也许是15日开始。中共领导的这个决定直接表明,它将来要看苏日条约的命运如何来作出决定。这个条约在四月初到期。延安等待着这个日子的到来等得都很不耐烦了。

谁将在大会上作报告,这是个重要问题。谁都在争这个权利。

谁去讲军事问题,几乎没有争论。朱德是总司令。所以就得他去讲。

任弼时是一个忠诚的执行者。毛泽东委托他做关于党内斗争的报告,这是经过周密考虑的。

报告要总结中共执行的政策,时间虽然只有四年(1931-1935年),但那是些什么年代啊!事实上,任弼时是受委托去从思想上说明党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

当然,中共中央主席将是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他的政治报告大致已准备就绪。剩下的事只是稍作修改而已。可是,苏日条约的命运还未见分晓,现在定稿难免失之轻率。

中共中央主席也没有忽略康生。情报局头子要作关于“党员干部和非党员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耐人寻味的是:原来没有打算做这个报告,但是整风对全党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致无法把这个问题遮掩过去。当然,毛泽东对党内同志是什么也不怕的。他对这点很有信心。他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

康生的报告,将对1942-1944年党内斗争情况作一个毛泽东所授意的叙述。一个四平八稳的报告将永远载入党的史册。这个报告也将使毛泽东本人避免挨打,因为康生可能承担一部分责难。而对毛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脱身之计不过是一个热心过度的政策执行者把事情做得过分而已,岂有他哉。

康生的报告将总结整风的结果,说明为了斗倒“教条主义”,应该整风,并且要把整风成果定为党的生活准则。

同时,毛泽东想通过康生的口,宣布整风是一个合理的、必要的运动,不能也不应受到责难。因此,在经过多次讨论和会议之后,决定把这个报告列入大会日程。这个决议实际上到了最后一刻才通过。

1945年3月25日(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也是日程上的一个问题。战事结束已经在望,将来要为收复至今还在日军控制下的领土,建立新的根据地而进行战斗。当前重要的是,要决定党在将来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斗中应采取的立场,提出就此同国民党合作的设想。这是一个极微妙的问题。这类微妙问题,通常都是由周恩来来处理的。所以,中共领导人选了他作这个报告。

高岗要作一个有关他最熟悉的问题的报告。他要讲特区各方面的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宗教问题)。

陈毅也受委托作一个报告。作为华中地区的专家(负责当地的解放区和中共军队),他要就此谈谈情况。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扩大新区的可能性问题。

特工部的头子彭真,也没有被晾在一边。彭是康的热心的助手之一,是整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和十足的反苏份子。过去,彭在城市里作地下工作,在上海甚至还被捕过。所以,他作为多少熟悉城市革命工作的官员之一(如果不是惟一的官员的话),受托谈这个问题。

彭是个机会主义者的突出的典型。他依靠刘少奇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康的特务工作。懂得如何通过挑拨和不道德的行为来向上爬。必要时,他对什么都会“相信”的。

我不喜欢这个人。他十分高大、魁梧、健壮。他善于曲意逢迎。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有所选择的顺从。这是拍马屁拍到了家,是整风年代的一种典型产物。

大会上,要做报告的还有彭德怀。彭德怀是个沉着的、健壮的人,是我第一次奉命来华时就认识了的老相识。当时,我们的同志设法为他的部队提供了一些装备。他是个真正的战士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时,我也认识了朱德。

在大会上,彭德怀将就他透彻了解的方面作了一个报告。他要谈华北各省的战斗历程。八路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扩大根据地。

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同周和中共中央主席的报告一样,是主要报告之一。在极端保密的新的党章草案中,有一些条款,显然要把毛置于独特的地位。毛敢不敢把这些条款作为将来党章的一部份呢?不管怎样,这个草案就像代表大会的其他一些文件一样,是保密的。这种保密,绝不是出于怕泄漏什么经济和军事机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正式通过了报告的题目以及作报告的人选。党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大会的议事日程和工作程序。这次全会安排在三月底。

尽管康生四面楚歌,但他表面上并不让步。他讲究效率,办事井井有条。眼镜后面,依旧是两道傲慢地高耸起来的眉毛。

他终究是要挨打的,而且已在挨打,但也并不都是打在他身上。也许他懂得这一点,因而如此沉着。在延安,政治上的妥协意味着有能力给所有经过整风洗脑之后的幸存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没有堕落的人)以最后的打击,康不是干了这种事吗?整风实质上没有变谁都承认这一点。整风被称为正义的事业。部份地,全部地或者有保留地承认,但谁都承认这一点!康懂得:他的政治声誉并没有受到损害。是啊,他甚至要在大会上作报告呢!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这样描写这些人物,是容不得人吗?很难这么说。看到人们怎样赖在党内、粘在党并且玷污党,然后夸说干了革命工作,这使我作呕。甚至连这类“领袖”的日常工作也受到称赞,好像是为国家做出了特殊贡献似的。

1945年3月29日

美国对延安问题的政策中最有远见的看法,是戴维斯和谢伟思的看法。

谢伟思最后一次访问表明,他正确地抓住了中国两大集团的领导人之间的民族主义的共同性。这是为了美国将来的利益所作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估量,这也是他为什么要跟周恩来作惊人坦率的会谈的道理。

谢伟思远不是一个政治空想家。

这位美国驻中国使馆的二秘,跟戴维斯一样,比他的许多著名的同胞更加目光敏锐这是事实。同周的会谈表明,谢伟思是这儿的最危险的美国人。他不是那种一味躲避“布尔什维克瘟疫”的人。他关心的不是言词而是政治现实。

但是命运又是多么嘲弄人哪!他的保护人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将军不在这里了。戴维斯同意他的政治见解,也调开了。

像谢伟思这样的人,往往不能功成名就。他太有主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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