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的年轻朋友们都不知道，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凭票购物的时代。那时的购货票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食品类除了米面要粮票外，还有肉票、油票、蛋票、糖票、烟票、酒票、茶叶票、豆腐票及蔬菜票等。
有一个时期，呼市还发放过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
服装和日用品类的购物票更为繁多：布票、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胶鞋票、手绢票、洗衣粉票、肥皂票、火柴票、针票、线票、顶针票、锥子票、电池票、灯泡票、手纸票等等，应有尽有。
为了分配有限的商品，呼市还发放过：铁炉子票、炉筒子票、铁锅票、铝壶票、闹钟票、煤炭票和劈柴票；此外还有大衣柜票、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等等。
贵重商品，缝纫机票、自行车票、收音机票、手表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呼和浩特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多达60余种，还不包括凭证、凭券购买的东西。
据有关资料显示，那时布票的最小面额是1厘米，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行的。开始人们把“1厘米布票”作为“找零”使用，后来人们将它派上特殊用途——给小女孩扯一根扎头发的红头绳。与这段“故事”相仿的是，上海市为照顾华侨而发行的“上海市华侨特种供应票”中竟有3钱的肉票，就是说，凭此票可以买到相当于炒菜中的一片肉。更值得感叹的是，南京市还发行过面值一钱（5克）的粮票。
据报载，河南省镇平县还发行过“临时食用油票”，分别是“5分5厘”和“1钱6分5厘”。他介绍说，这些票证票面小得让人难以想象，消费起来也非常麻烦，经过了解才知道是特定条件下使用的，一般是在公共食堂里使用，当人们买了菜，可以凭票让食堂师傅加上一匙油。
那时，我们家的户主是我母亲，户口本上是父母、姥姥加我们兄妹三个六口人。上面只要一收户口本就知道要发购货票了，票是按人头发放的，领回来后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锁在抽屉里，怕我们乱动。家里还有一个专门的铁夹子，用来夹政府发放的各种购货票。购货票一大张一大张，花花绿绿的。除了户口本和粮本，就属这些票值钱了，那可是一家人的命根子。
有些购货票的纸张极差、大小不一、印刷粗糙、极易仿造。可在那个年代是没人敢仿造的，因为那可是要命的事情。后来有一个阶段，只发几大张票号，临时公布几号票买什么。由于副食种类太多，复杂得很，老百姓要花很多精力打听并牢记，非常劳心费神。反正打死我也记不住。
每次该用什么票时，母亲就用剪刀从（16开）大小的票证纸中间剪下所需要的一张。有时，它们并不是连着的、而是跳跃的，一月下来，那张大纸竟被剪成了窗花。
那些票平时母亲都是算计着用的，有些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使用，逾期就会作废。家里的购货票似乎每年都有作废的，但吃的票是绝不能让它作废的。
1976年10月，母亲因病住院病了，家里的副食票由我来掌控。我拿着一叠花花绿绿的票兴奋异常。因为粉碎了“四人帮”，那个月的食用品供应明细，商店早早就公布了：“5号糖半斤，6号花椒二两，7号豆瓣酱半斤，8号糕点半斤，9号乙级香烟两盒，10号火柴五盒。”最让人难忘的还有蔬菜票，蔬菜卖完了，便用豆子顶替，凭票可以买蚕豆和黄豆，或者不买黄豆，买几块豆腐也行。
由于当时物资短缺，有了票也不一定保证能买到东西。为了避免作废，常常会出现排长队、走后门的现象，孩子多了就显出这方面的优势。一到星期天，排队的人群里很多都是拿小凳、穿补丁裤，手里攥着钱票的小孩子的身影。有时人多，即便排队也买不上。虽然天不亮就来了，苦苦等到开门，大人们一拥而上。孩子们被挤散，只有坐在地上嚎哭。
二
在那个票证时代里，最石破天惊的是，由于农民和集体争抢人粪，有的地方居然还发行了粪票。
自从成立了人民公社，土地归了公，牲口归了公，连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也归了公。主政者是这样认为的，既然你是集体的人，靠吃集体的粮食活着，那你拉下的屎还不是集体的？这逻辑推理表面上似乎无懈可击，可是农民不干了，因为农民都有点少得可怜的自留地，自己拉下的屎总要想方设法给它留着。自留地肯定比集体大田的庄稼要好，这是傻瓜都能想明白的事情。
生产队为了控制粪便，一担粪可记一个工。到谁家挑一担粪，发一张粪票，这就是粪票的来历。
然而很快就出现了弊端。因为论担收粪，农民就要和集体捣鬼，不停地往粪缸里掺水。稠的都送到自留地里去了，生产队大粪车上门，收下的尽是清水。
于是生产队雷霆大怒，下了禁令：大粪统统收归集体，无论何时也不准往自留地里送粪。然而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在院子里堆一堆黄土，掏出大粪，灌进土堆做成粪干，抽空就送到自留地里去。生产队拉走的，照样是粪水。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大队看这个样子还不行，只好派出民兵严加看管，白天黑夜把住巷口，不让送粪的出村。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自从生产队限死了大粪，好些人家从此不在家里拉屎尿尿了，有了粪便，他们干脆到自留地去排泄。即便路远些，人们仍要远远地赶过去。于是，壮观的景象产生了，夏天的一片玉米地里，由于社员一家大小都在玉米地里排便，那一排一排干粪横竖成行，如棋盘落子般整齐排列。
此刻，我突然想起两句名言：“不要管我，抢救公社的大粪要紧！”“队长，有人偷粪！”
不才在网上还见过月经带票，可谓是华夏奇迹，看得令人目瞪口呆。在人民生活水平极度困乏的时代，由于“布”是计划物资，因此月经带也需要凭票供应。在那时的中国，即便你有钱，也未必买得着这种月经带。因为凡是票证都有特定的使用对象，作为一般人你到哪去搞这种票呢？
这意味着：这票也只有当官的女人，或者当官的男人的女人才可能获得。伟大的月经带，现在的小妹妹们恐怕都没有见过，就更别提系过了。
也许你见过屎票、尿票、月经带票，甚至还有语录票、文盲票，但你绝对没有见过河南林县发行的觉悟票。
甚是觉悟票？觉悟票是一种带有奖惩性质的粮票。这个觉悟票不是虚幻的，而是具有实质意义——相信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票证！它发明于饿死3700万人的大饥荒年月。所谓觉悟就是听从大队书记的统一指挥，服从小队长的劳务分配。饿了不喊饿，累了不喊累。如是，收工考评后可领到这么一张票，年底据此便可多分一点儿粮食。
我相信，只要饿的眼睛发蓝，人人都会争当革命先锋，思想觉悟就会空前地提高。控制饮食确实是管理民众的绝佳办法，不是天才，谁能想的出来？
在那个年代里，要说不用凭票购买的东西，恐怕只有“红宝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了；还值得庆幸的是，那时“人票”——准生证，尚未实行。
三
有人说传统史学就是一部帝王的家谱，虽然是激愤之言，但也说明了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如果不是帝王将相，起码也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则鲜有问津。偶有记述，亦系“王者欲知闾巷风俗”，并不享配“正史”的殊荣，只能被称为“稗史”。稗者，卑微者也。
例如，1953年末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在史书中只是短短一句话，而这一政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则从不提及。这无关痛痒的四个字，事关千万人的悲欢离合。其实，这才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
那时，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因为没粮票，他们除了喝凉水，其它的只能看。亲人病重时农民最需要粮票，因为大中城市医院，没有粮票的患者根本住不进去，陪护者也无法在城里生活。
记得六十年代末，表哥有一次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要去大同县出席经验交流会议。按照规定，农家孩子是要用自产粮食兑换粮票的。
表哥把作为口粮的30斤玉米，在热炕上烘干，换回了20斤粮票。拿到粮票，他内心非常喜悦，因为，这是他这个农家子弟，第一次手持这么多粮票。
那次，表哥还没去报到开会，就先用其中的一斤粮票给父母买回了两个焙子和三个包子，让父母和家人，也品尝了城里人的食物。
1960年，父亲有天下班后到馆子吃饭，他用二两粮票要了碗素面，谁知香喷喷的面条刚端上桌，一个年轻人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棉花票对他说：“叔叔，我没有粮票，我拿这张棉花票换你这碗面行吗？”父亲看他面黄肌瘦，于是收下他的棉花票起身走了。
清晰记得，1963年春，姥姥重病在床，想喝点白糖水，但家里的糖票用光了。于是母亲到处找亲戚找朋友，结果也只找来1两糖票，维持了不到一周。现在回想起来，心中仍隐隐作痛。
那时在呼和浩特，凭“结婚购物证”才能买到暖瓶、被面、脸盆之类的东西。防疫站有位大夫，结婚才十几天，家中唯一的暖瓶就打破了、生活极不方便。而买一把暖瓶需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卷，他根本凑不够，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暂借，以渡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心病。据他说，“夜里睡觉常做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见暖瓶被打破了。
那时，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父亲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没想到弄假成真，自己也因此上了瘾。
由于食油定量极紧，父亲同事张大夫发明的“眼药瓶滴油法”，在防疫站迅速推广。此法即把胡油倒进眼药瓶里，炒菜时，定量滴进锅里。
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饿得眼珠发绿、浑身浮肿，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案子，时有耳闻；我还听说过因为饥饿画粮票而获罪的事情。
伟大的、无所不在的购货票，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2013-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