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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贪澳门欠赌债三十亿!

被双规的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右)是一只“大老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琨(左),竟然可以在澳门狂赌输掉30亿元,如果落实,这样的大贪污犯该怎么处理?

最近李克强公开点名中石油中石化等五大央企巨头官商勾结、挥霍公款⋯⋯已有多名高管被双规。国企贪腐之惊人,动辄数以亿计,路人皆骂这样的巨贪,还不杀几个,何以平民愤?

中石油海外机构操弄石油价差

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被中纪委带走调查之后,我曾在上期本刊提出中国石油企业在庞大进出口业务上是否存在猫腻的问题,因为根据去年海关公布的二○一○年原油进口和成品油出口的数字推算,进口原油价格竟比成品油出口价格高出每吨一百美元,这种不合理的反常现象,其中必定有人在进出口价格上做了手脚,以高价进口,低价出口,从中盗取国家利益。现在进一步推测,做这个手脚的机构很可能就是中石油集团自己在国外设立的“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据中石油机构的数据显示,“中石油国际事业公司”成立于二○○二年一月十八日,专责统一管理原油、成品油、石化产品、天然气等国际贸易业务,在境外且有仓储设备,那么问题便容易明白了。国内石油进出口的差价都由这个境外机构去操弄,而将进贵出贱的余钱留在海外,连洗黑钱的手续都可以免掉。

这类国际事业公司,除了管理石油进出业务之外,同时也负责海外炼化、运输及采购工作,甚至也有可能负责海外收购兼并。像这么职能庞大的机构,国内更难监管。有数据显示,二○一二年中国石油企业对海外油气企业的并购,总金额高达六百五十多亿美元,数目之庞大,非常惊人。

中石化花八亿元在顺义私设后宫

中石化也有自己的海外机构。二○○九年五月十二日《北京晚报》有一则新闻报导,中石化集团在国外的“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负责海外采购,全年金额高达一千四百亿元(不知是人民币或美元),美国一家经营色谱仪的“安捷伦公司”盯上中石化国际事业公司负责工程项目协调的官员,特地从哈尔滨一家夜总会搜罗到一对跳艳舞的俄罗斯姐妹花送给他享受,又找来非洲壮男侍候一位女处长,曝光后被称为“俄罗斯艳女门”和“非洲牛郎门”。日本一家公司为了要取得中石化四川石化三百八十亿元的项目,特地将中石化的高官们接送到日本,以风骚美艳的日本AV女优侍候,消息曝光后,被称为“AV女优门。”

这些送艳女牛郎的手法还算小事,最近《新民晚报》揭露,中石化投资八亿元在北京顺义县温榆河西岸建造一家超五星级的酒店,名为“和园景逸大酒店”,设有二百零八间华丽套房,另有九幢意大利式、欧洲式、日本式的别墅,整个酒店占地一千零五十亩,其中八百亩是森林公园,园内辟有人工湖,树木布置有序,环境优美。据《和园景逸大酒店的神秘面纱到底有几层》一文的作者王学进叙述,这间优处风水宝地的酒店,地形隐蔽,地图上查不到,入口处没标志,只是路边有个保安岗亭,顺义人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一间豪华酒店。可见这间酒店不是对外开放的,而是专给中石化高官们荒淫享乐的,因此被谑称为“中石化后宫”。现在我们可以从网上找到被人拍下来的几幅该酒店外景照片。当年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全国多处设有后宫,因为他是中国现代帝王,现在轮到国有企业设后宫了。中共这个体制的腐败,竟会达到如此荒谬的程度!

农行副行长杨琨豪赌输掉几十亿!

除了已知的石油企业腐败糗事之外,最近国营银行也爆出另一惊人糗事。今年五月一日,路透社报导,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琨在澳门豪赌,欠下澳门赌场三十亿元人民币赌债。据说原本的赌债还不只三十亿,而是与赌场协商后才给予折扣,减为三十亿。三十亿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天文数字,杨琨任农行副行长年薪不过一百一十六万元,怎敢论亿论亿地去豪赌?可见他不仅胆大包天,平时必定另有巨额灰色收入,才有这般豪情胆量。赌场的规矩通常是,你平时没有输过几亿或几十亿,决不让你落埸作论亿的豪赌,更不会让你欠债高达几十亿。

已知的消息是,北京“蓝色港湾置业公司”老闾王耀辉是杨琨至好赌友,他知道杨琨嗜赌成性,便投其所好,经常安排杨琨去澳门赌博,甚至提供赌资,目的是想杨琨给他贷款便利。他曾以蓝色港湾物业作抵押,从农业银行贷到三十亿元左右十年期的物业经营贷款。王耀辉起家于黑龙江,发迹于北京,除了投资房地产之外,也承包基建设施和投资矿业。

杨琨的豪赌,显然不止得到王耀辉的支持,据说他与大连实德集团的徐明案以及解放军后勤总部副部长谷俊山的案都有关系。他已于去年五月被中纪委带去调查,但他欠澳门赌债三十亿元的消息则是最近才爆出来的。

一汽集团百多亿元资金不知去向

今年两会前,《中国政策观察》透露,一汽有一百多名高级管理层被项目组秘密带走调查,其中包括一汽大众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一汽集团副总经济师周勇江。

一汽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简称,它是中国最大的国营汽车企业,兼营汽车生产和销售,还包括生产汽车零件的下游企业,属下有十八间全资子公司,如一汽解放、一汽客车、一汽轻型、一汽专用车、一汽吉林、一汽长春、一汽哈尔滨、一汽铸造、一汽模具、一汽实业、长春一汽通信科技、长春陆捷运物流等等,另有十四间控股子公司,如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一汽海马、一汽红塔云南、一汽轿车、天津一汽夏利、长春一汽富维、一汽丰田长春发动机、天津一汽丰田发动机、四川一汽、海南一汽、一汽财务、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件等等。规模之大,俨然是一个汽车王国。

一汽权力寻租弊案长期受到审计署的关注。据审计署披露,二○○七年至二○一○年,一汽大众,有一百七十六辆非商品车未入账。二○○八年至二○一一年一汽大众有二十七个工程项目,合计金额二十点三七亿元,承建单位经常调换施工管理人员,且多支付广告费和工程代理费两千多万元。一汽大众销售副总经理静国松寻租涉案金额三千多万元,被吉林纪检部门带走,另有一位大宗物资采购负责人跳楼自杀。

这些都还算是小事,最近暴露一汽集团最大的窝案是属下许多子公司出售城区厂房土地,迁址到郊区,或将城区厂房拆掉改建高级酒店、写字楼、商埸和高级住宅,此类土地资源收入惊人,两会前被发现有一百多亿土地收入不知去向。这些土地资源收入包括一汽轿车、一汽夏利、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吉林、一汽客车、一汽铸造、一汽模具、一汽物流、一汽财务等十三家。现在有一百多名高管被带走协助调查,一汽副总经济师周勇江已被双规,其他高管人心惶惶,纷纷出国旅游,其中多名高管被限制出境。

中移动大案十三名高管纷纷落马

最近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上公开点名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电信、中移动五大央企巨头官商勾结、挥霍公款、任人唯亲,不整顿会出大事。其中除中移动副总裁鲁向东被调查外,广州中移动总经理李欣泽于五一节前夕被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广东移动两名高管、天津一名高管和内蒙古一名高管。

中移动的腐败从二○○九年年底起从未间断过,至今三年半,共有十三名高管被双规或判刑,其中三名被判死缓,一名携巨款潜逃国外。这十三名落马高管名单如下:

张春江,中移动党组书记、副总经理,二○○九年十二月被调查,以受贿七百四十六万元判死缓。

林东华,湖北移动副总经理,收受供货单位巨贿,二○○九年七月被双规,牵出多位中层干部,二○一○年四月庭审,官方认为涉有国家机密,审判不公开。

李向东,四川移动数据部经理、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二○一○年三月携数亿元潜逃加拿大,传闻中有说六亿,有说四亿,有记者得知是三点四亿至四点五亿元。

李华,四川移动总经理,受贿一千六百万元,二○一○年三月被揭发后判死缓。

施万中,安徽移动董事长兼总经理、中移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收受西门子公司五百万美元贿赂,二○一○年四月年初被捕,二○一一年五月被判死缓。

苏金生,工信部总工程师,受贿七百一十二万元,因归案后认罪,二○一一年底判刑十三年。马力,中移动数据部副总经理,二○一一年五月被调查,涉案六十多人,马力本人贪污金额超过一点一亿元,加上其他涉案人一起,总金额超过三点五亿元。

叶兵,中移动旗下子公司卓望信息CEO,因与马力案有关连,二○一一年五月被双规。

沈长富,重庆移动党组书记、总经理,受贿金额三千六百一十六余万元,二○一一年十一月被判死缓。

吴唯宁,中移动终端部总经理,二○一一年十一月被吉林检察院直接从北京带走,案情涉及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属下的新大陆计算机公司,该公司董事梁键因涉嫌与吴唯宁案有关也被捕。吴唯宁案怎样收场尚不得而知。

鲁向东,中移动副总裁,二○一二年二月被调查,三月辞去执行董事兼副总裁职位,至今仍未有进一步信息。

权明富,天津移动总经理今年四月被双规。

李欣泽,广东移动总经理,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晚被从家中带走。

十家上市国企年招待费近三十亿元

国营企业除了高管贪污之外,任意挥霍公帑的情形也十分严重。今年五月十三日《新京报》报导,二○一二年全国共有一千七百二十家A股上市公司“业务招待费”高达一百三十三亿元,其中前十名均是国营的央企。第一名是中国铁建(中国铁路建设公司),去年业务招待费高达八亿三千七百万元,平均每天吃掉二百二十九万元。中国铁建全年利润八十四亿七千九百万元,招待费的比率高达百分之九点八七。排名依次是中国交建、中国水电、上海建工、葛洲坝、中国北车、中国重工、中国能源、金属股份、中国化学,十家总共花在应酬吃喝上二十九亿七百万元,其中上海建工和葛洲坝的招待费占利润比率高达百分之十一以上,等于每一万元利润被吃掉一千一百元。这些国企的老总实在挥霍得太过份了,民营企业的老板决不会这样浪费。民营建筑企业龙头龙元建设,二○一二年营收一百三十九亿九千三百万元,业务招待费一千七百万元,只占百分之零点一二,与国企建筑有天渊之别。

如此庞大的招待费,其中是否有以假发票报销,或抬高发票金额以图其私,不得而知,即使真的全是实报实销,作为一间上市的国企,不仅浪费国家财富,同时也侵占了中小股东的分红,牺牲他们利益,很不公道。

急需改变权力来源开放新闻监督

中共自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所谓特色就是一党专政,讲白了应该称为一党专政社会主义,它由党掌控全国政治和军事的权力,然后假社会主义之名,垄断全国经济命脉,以国营的称呼将国家所有资源和重要企业归为党营。改革开放之后,从闭关自守的计划经济改行市场经济,于是那些掌控国营企业的党官便从市场活动中狂图私利,或将企业的市场利益以偷龙转凤的手法据为私有,或从采购和工程承包中私收回佣,更有胆大妄为的索性窃取企业资金携巨款潜逃国外。

因为是一党专政,权力失去社会和人民监督,一切贪污腐败便在专政体制内各部门潜生滋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各部门的贪腐规模也跟着发展。二○○○年三月,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因贪污受贿被处死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只贪了三百五十四万元。二○○一年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因包庇赖昌星走私,受贿六百万元,被判死缓。现在贪腐金额跟着经济发展迅速颷升。中移动重庆总经理沈长富受贿三千六百一十三万元才被判死缓。事实上今天许多贪污大案,早已不是以百万千万元论,动辄便是几亿、几十亿、几百亿,数目越来越惊人。

习近平不从制度上去考虑反贪防腐,仍旧沿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老办法,靠党的纪检机构去反贪防腐,自诩以党治党,实际上是关起党门来打狗,暗箱作业,完全排斥了社会和人民反贪防腐的作用,结果不仅受到党内元老和派系势力干扰,同时也受到利益集团抵制,而且日子一久,连纪检机构本身也会受到腐蚀,变成同流合污。

贪污腐化是制度问题,不止是个人作风或操守问题。反贪防腐必须从改变制度着手,必须解除对传媒的控制,让记者自由采访;记者是发现社会弊病的尖兵,他们比现有纪检人员目光锐利得多,扫描广阔得多,能深入社会各阶层寻幽探秘,等于替司法检察机构做了前期工作。更重要的是,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民选的人民代表大会,让能够讲真话敢于讲真话的人当人民代表,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官员的行为和政府施政方针进行监督,这才算是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要由民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民选政府,从根本上改变官员权力的来源。让执政的官员直接对人民负责,将官员和施政置于阳光底下,从而使现有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解体,失去他们贪腐的基础。

这就是民主宪政的道路,它已经在同是中华民族的台湾实现,它是香港同胞正在奋斗争取的道路,更是中国大陆人民普遍向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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