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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报》:他不是一个新潮的人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之后对政治风向问题的关注和揣测就持续不断。中国媒体《投资者报》在一篇社论型文章中不点名的提及了习近平,把他定义为“不是一个新潮的人”。目前网上该文章的数个链接已失效(编注:文章最后附有原文)。

这篇题为《让我们继续关心政治》的文章发表于《投资者报》“总编看市”栏目中。除了提到新一代领导人,该文中也出现了诸如“北京西单民主墙”或者“六四”这些词汇。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王晓渔在网络上评价这篇文章时表示:“这篇文章太、太、太猛了!”文中对习近平的“非点名”措辞大胆犀利:“像他要求党员干部重走群众路线所透露出来的一样——他并不是一个新潮的人、更谈不上‘酷’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认为,在媒体几乎不能对国家领导人公开讨论的当下,《投资者报》发表这篇文章虽然比较大胆,不过也属情有可原:“我当然是觉得(这篇文章的发表)是有意义的,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比较微妙,比较难看懂,高层的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清的,包括媒体政策。看不懂的时候就需要各种信息平衡一下,所以有这样一种文章被发表,我是可以理解的。”

经济类刊物谈政治

这篇《让我们继续关心政治》还谈到了了邓小平的改革,称邓在世时突破了一些禁区,而他打破那些禁区带来了积极的效果,社会上很多投资者都怀念邓时代。不过文章也指出,邓在打破某些禁区时,也划定了一些禁区。文章说,直到今天邓小平也没有被超越,并且唏嘘道,三代领导人集体后的答案似乎都只是继承了邓设置的禁区,却没有继承突破他们的勇气和智慧,文章提出问题“邓将只作为一个无法超越的小个子吗?”展江认为,邓小平划定的禁区指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禁区。而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教授冉伯恭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以习近平为中心的新一代领导人也不会碰触邓的禁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2008年创办的《投资者报》属于投资类媒体周刊,根据“凤凰网”等媒体的消息,该刊物拥有近10万读者。展江认为这篇《让我们继续关心政治》其实是代表了一群投资阶层焦虑的心情:“因为中国的商界人士整体来说还是愿意和国家合作的,他们大多是希望中国是向法制、开放方面走的,但是现在有些苗头表明目前的这个趋势令他们担忧,所以他们代表商界的媒体发出这种声音也是正常的。”

专家:风向难预测

《让我们继续关心政治》发表后在网上得到广泛转载,之后遭到普遍删除。尽管如此,该文依旧获得了巨大的舆论反响,文章的内容和观点也得到了热烈的讨论。作者写道“在我看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恐怕是我们所能遇到的党培养出来的最为彻底的一代人,在他们的教育经历中几乎没有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碰撞,而这些在四十年代之前、六十年代以后的人们中间多多少少都会有。”面对这种说法,五十年代出生的展江并不赞同:“这篇文章说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受到的是那个时候的教育,思想比较传统守旧,这个观点见仁见智,我不是很同意。李克强也是五十年代出生,我也是,可是我们并不是文章描述的那样。”

而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是否像文章中说的“党培养出来的最为彻底的一代人”,“不是一个新潮的人”,展江认为这是现在最难预测的事情:“我没有能力,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也没有能力作出这种预测,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当然,我希望他会像他父亲那样,向民主法制开放的方向迈出大步,让中国人民看到更多希望,这成为一个‘中国梦’,我倒觉得挺好。”

附:让我们继续关心政治

http://www.botanwang.com/node/11033
https://plus.google.com/u/0/111967417062761314875/posts/43HNzdH7WFj

如果说现在的微博、微信如同30多年前北京西单的民主墙,或者是像极了1989年初夏北大校园三角地,不知有多少人同意,但根据我的观察,上周微博与官方媒体打起的有关“宪政”的嘴仗,其激烈程度已经完全不亚于、甚至超出了当年《世界经济导报》引出的争议。那时,官方喉舌可以说懒得与它理论,直接把它关门了了事。

这次不同,《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说宪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与社会主义无涉,《人民日报》随后撰文说共产党员对党性的忠诚如同基督徒追随耶稣。显然,官媒尝试着向大众说理,同时向党内、党外宣示“坚定”的重要。值得庆幸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显示,微博会遭遇西单、《导报》的命运,尽管官媒的言论一出就受到了微博上“铺天盖地般”的嘲讽。

喉舌最夸张的表达是《解放军报》,它说它所坚持的“主义”是“宇宙真理”;最清晰的表达则要数《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时报》,它说争取宪政的人们其实质是在政治上反对宪法坚持的东西,至于是什么它没说,但我以为大家都知道。

啰嗦这些东西跟我们投资有什么关系?据我与圈内人士的交往经验,对中国政治话题的兴趣从十八大前至今,其热度并没有因新领导集体亮相而减低。相反,他们的每一次言论举动都在引起背后意味的猜测。我相信,不同左右的人都在把那些言行、举动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解读。直到上周那些有强烈论战味道的文章出来,新领导人的语言环境才逐步被确认——像他要求党员干部重走群众路线所透露出来的一样——他并不是一个新潮的人、更谈不上“酷”了。在我看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恐怕是我们所能遇到的党培养出来的最为彻底的一代人,在他们的教育经历中几乎没有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碰撞,而这些在四十年代之前、六十年代以后的人们中间多多少少都会有。

投资圈内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经济到底如何继续发展、如何经历某种转型的关心。人们不喜欢所谓的弱复苏,人们不喜欢看得到顶的空间,人们更不喜欢没有意外的未来。与更负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相比,投资者不愿意冒社会大动荡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一个确定的、增长疲弱、财富格局定型、分配歧形带来消费不足的社会同样也是没有吸引力的,与社会上有人怀念毛时代一样,我知道更多投资者怀念邓时代。

历史真是十分有趣,毛时代,讲革命;邓时代,讲改革。毛讲打破一切,但他的每一句话又都被视为真理;邓讲大胆试,错了可以改回来,因为真理要靠实践检验,但邓又对改革划定禁区。两相比较,松绑、更多自由胜出,整齐划一、集体生活败北。八十年代后的社会变迁表明,政府放弃得越多、社会进步越大;政府管不到的地方、民间就会接管,奇迹方能发生。

历史同样又是非常捉弄人的。邓小平留给身后的还有悬念,那就是他划定的禁区。对待这些禁区,是考验一代一代领导人的课题。直到今天,三代领导集体后的答案似乎都是只继承了禁区,却没有继承如何突破它们的勇气和智慧。邓将只能作为一个无法超越的小个子吗?

对此,我还真没有答案。但我想告诉读者,邓的思想精髓就是放松管制以调动积极性。在我眼中,邓打破的禁区比后人打破他所设定的禁区更难。因为,邓的成功足以说明,打破那些禁区所带来的社会反应和效果如此的积极,以至于只会给打破者增加更大的力量。中国的社会已经越过了初级工业化阶段,物质消费文明后,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消费精神产品和文化产品、消费政治及其生活。那里,正是禁区的所在,也正是投资者的希望和机会所在。短期之内不会有人断言它们能够兑现,但相信我,结果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投资者报“总编看市”201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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