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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精选:上访制度的阳谋

中国民选村长钱云会之死使人们再一次将目光停留在面目可疑的上访制度上,如果说公民孙志刚死于中国收容制度,公民唐福珍死于中国拆迁制度,那么公民钱云会就死于中国上访制度。

成人世界是一个不可告人的世界,比如说阴毛。一个地下党被抓,警察逼迫她给首长写信,诱首长自投罗网。这个地下党急中生智,偷偷将一根阴毛夹在信中。首长收到信,正准备出动,突然发现了这个伟大的阴毛。首长举着阴毛严肃的说:阴谋啊阴谋!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是具有悠久的宫廷密谋传统的阴谋制度。所谓阴谋,就是阴险的谋略,简单地说,就是谁比谁更阴险。当年瞿秋白做了一阵党的领导人,就哀叹自己不是“政治动物”而只是一个人。搞政治搞成了动物,连人都不是了,政治够肮脏的了。

我一朋友在党校教书,我问他都教什么课目,他说主要是《阴谋学》,不知他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有这门课程。中国人喜欢搞政治,一旦搞了政治,就经常被政治搞,搞到后来,就变成了不要脸的政治流氓。脸没有了总不好,只好做个假脸戴着,这叫做面子。所以政治流氓最讲面子,面子大了,就叫做面子工程。有了面子,脸就可以不要。

阴谋说出来,总有一种不要脸的感觉,所以就得动用面子,生生得“阴谋”被改成了“阳谋”。阳谋的意思是说,我就不要脸了,怎么着,你能奈何我?

阳谋是毛发明的,当然他是个伟大的发明家,发明了很多,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毛在野的时候,是个民主派,组织农会抗税,组织工会罢工,和政府对着干。毛执政后,自称“无法无天”,解散农会工会,禁止一切抗税罢工,甚至禁止要饭。

毛需要一个民主的面子,就发动大鸣大放,要求全国人都来给执政者提意见提建议,越多越好。叶公好龙是因为龙没有来,龙真的来了,叶公吓破了胆。毛面对这些真诚的批评勃然大怒,老虎屁股摸不得,决绝地将这些批评者置之于死地。

毛在解释他这样做的合理性时得意地说,这叫引蛇出洞,叫阳谋。这一招其实不算什么,运气不好的时候谁都可能碰到。比如在火车站,一个少妇勾引你上床,等你刚办完事,她家男人一手拿结婚证,一手拎菜刀出现,他说你搞了他老婆,你能说什么?

从前我住在右安门附近,就是北京南站,那时候还没有奥运会,那里是北京最破烂的地方,被叫作“南下洼子”。那里有一个很小很破经常紧锁的大门,挂个牌子“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上访办公室”。每每从那里路过,我常常惊讶于那些睡在垃圾堆里衣衫褴褛的上访者,他们之可怜和凄惨令你有活在地狱的感觉。

在匹夫无罪的共和国公民孙志刚被体制活活打死后,收容制度已经被非正常地仓促取消了,但还有见不得人的劳改制度、城管制度、户籍制度、拆迁制度和上访制度,这些制度依然在残酷地绞杀着无数无辜的共和国公民。这些制度不仅违宪,更严重地侵犯人权。这些非法制度的取消是必然的,除非中国的将来更糟糕。

上访制度的设计原理来自于黑暗透顶的皇权专制时代的拦轿喊冤告御状,依靠清官和皇帝,用更大的权力来制约较小的权力,着眼点在于权力而不在于人,它的意义在于权力崇拜而不是是非公理。

可以说,中国特色的打击上访运动实际就是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帝国时代所谓‘京控’的现代延续。京控在清代被称为“叩阍”,俗称告御状。告御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第一帝国时代——大秦帝国的法律就承认对初审案件的上诉权。汉朝早期的皇帝也曾命令将疑难案件上呈御前审判。至少从隋朝开始,明显的受侵害者可进京告状以期皇帝得知。但只有到了清朝,上诉制度在总体上,尤其是京控制度才发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

乾隆年间京控逐年增长。乾隆抱怨道,由于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都不敢阻止任何上诉送达他那里,他用于派遣钦差大臣出京审案的费用直线上升。作为一种帝国时代的社会顽疾病,京控成为腐败大臣和坤在官场上的对手们手中的有力武器,和坤通过控制上通下达而使政敌们无法在奏折中对他直接攻击,于是政敌们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向乾隆展示帝国的衰败状况。嘉庆时代广开言路推出帝国振兴运动,决心重振大清朝政,命令受理所有京控。结果上诉潮水般涌来。

在帝国体制内,官吏集团内部构成复杂的利益关系,司法根本没有任何权威和独立性,这种京控的结构性缺陷是不言而喻的。同治初年和末年,一件京控案件,少则需要三年两年,多则需要十几年二十年方可审结,而审理的结果则以“申诉不实”、“捏词具控”者居多。到光绪年间,关于“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或“州县承审京控上控各案,往往逾期不结”的记载便是极为常见了。

《铡美案》毕竟只是一出民间戏剧,但清末时代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常常被当作中国告御状的经典案例,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上访的成功,不如说是现代媒体在中国的第一次胜利。在此案复审期间,新创刊的《申报》对该案进行了详细地全程追踪报道,3年间发表了70多篇相关文章,使得该案广为人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同情。正是在全社会广泛的舆论压力之下,此案才最后获得公正的审判。

中国以忠孝治天下,在中国历史的帝国语境中,告御状本身就是以小犯上的大逆不道之罪,因此很难获得帝国实质的同情和支持。告御状一般都被当作“刁民”的典型特征。清顺治时代。朝廷“文件”就明确规定:凡告御状者一律先打40大板再说。到了康乾雍盛世,任何到北京告御状者一律收入刑部监狱,进行统一折磨。乾隆皇帝在一次讲话(圣旨)中说:“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乾隆对待上访者的办法是,你告的是谁,就把你交给谁来处理。因此乾隆时期,上访者一个比一个死得惨。

可以说,上访制度是一种丑恶的中国传统,它只是存在于民间传说中的一线光明,在现实中,上访制度却是吸引被蹂躏和被欺辱的民众像飞蛾一般投向一堆烈火。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秋菊被村长羞辱,秋菊开始倾家荡产地上访,背井离乡战战兢兢游走于各个森严的衙门口,这其实是政府对公民更大的羞辱。当秋菊终于用市长的权力压制了村长的权力时,秋菊胜利了么?不,是市长的胜利。这里与法律和正义没有任何关联。

上访制度的设计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现实中形成引蛇出洞自投罗网的局面,上访者和上访信往往落入另一当事人之手,而这一当事人基本都是官僚集团或权力部门,他可以人赃俱获地对上访者进行更严重的迫害。可以说,上访制度不过是老鼠夹子上的蛋糕,看起来美味,吃起来要命。精神病院只是迫害场所之一罢了,迫害机构竟是公权力,迫害费用也由纳税人承担。安元鼎丑闻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仅举两例:今年4月10日,湖北十堰市公民彭宝泉因为拍摄上访照片,被当地警方送进精神病院。河南漯河公民徐林东因为帮助同村残疾人张桂芝写申诉材料,2003年10月被当地政府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被关6年多时间,他“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今年4月25日,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徐林东被精神病院释放。

上访者因为对上访制度的信任,往往导致对权力的依赖和迷信,而丧失自己对正义感的勇气和执行力。其结果是,在缺乏操作诚意的上访制度欺骗下,从倾家荡产到家破人亡,受尽人生屈辱,生不如死,欲罢不能,欲哭无泪,这就是坏制度的恶果。

上访制度是对法律的僭越和鄙视。在法律面前,可以清晰地识别原告与被告,审判过程和法律程序至少在理论上已经较为完善。但在暧昧不清的上访制度中,一切都是糊里糊涂的黑匣子,好像傻大姐信箱一样,幻想可以浇灭在心中怒火。而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取消上访制度,有利于法治建设,法律将得到更好的尊重。取消上访制度,有利于公民意识提高,公民天然拥有批判政府的权利,用不着去乞求政府。取消上访制度,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正义感。当法律程序不能赢得正义时,公民天然拥有自主寻求正义的权利,杀人有罪,杀恶人即是行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永远保留的公民的反抗权利是人类最朴实最基本的法律,这也是一些国家公民持枪权的原始依据。取消上访制度,有利于打压官僚集团的权力欲和肆无忌惮,使强大而独立的民意和法律对其产生真正的威慑感。

(本文为旧作,略有修改。)

201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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