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万人今年在香港维园纪念六四（VOA视频截图）
香港中文大学社科院客席讲师叶国豪日前发表一篇《六四前夕的香港：一场关于记忆的无声内战》，记述香港年轻人对于六四态度的转变，文章指出，诞生在后“六四”甚至后九七的香港年轻一代，多强调本土认同，以争取民主为优先，更在乎包括捍卫广东话与繁体字等本土文化，以及国民教育与新闻自由是否受中国因素所影响，他们不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等纲领，也不认为年轻一代有道德义务去承担“平反六四”的责任，遑论要求共产党去平反。
叶国豪也观察到，尽管影响因素各异，香港开始历经了类似九十年代中后期台湾遗忘“六四”事件的轨迹，再一次我们观察到“香港政治台湾化”的影响；“六四”在香港年轻人心目中，逐渐变成事不关己的“中国内政”。
六四29年，在中共刻意地压制涂销相关讯息，以及周边国家与地区逐渐地疏离之下，它逐渐淡出许多人的记忆；不只香港如此，台湾又何尝不是。台湾对六四的记忆强度本就不若香港，过去29年来，或因两岸局势的变化、内部政治的变迁以及中国政经国力的进逼，六四同样移开越来越多台湾人的眼球。当年誓言追求民主中国的人，有多少人已浸淫在民族主义情绪里，钦羡地高倡“厉害了我的国”；当年宣称要追索六四真相的媒体舆论，有多少悄然将纪念六四的活动移到报屁股甚至下架，甚至连一张11万人在香港维园纪念六四的新闻图片都不愿给。
但六四是重要的，它的重要不只在于一个政府怎可用枪炮坦克杀戮碾压自己理应保护、手无寸铁的人民，它的重要也不只在于这项屠戮自己人民的记录始终跟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它想在追求世界卓越的过程中成为可耻的印记；它的重要在于如果遗忘或否认这件事实，这样的惨剧就可能再次发生。关心六四、讨论六四不是为了要羞辱中国共产党，而是藉由真相的追索、事实的分析，得到警世的教训，来确保这种残害人性的历史伤痕不会再重来。
也因此，前总统马英九在六四当天发出：“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声明，仍相当值得被肯定的。尽管不少网路酸民，甚至对岸五毛出言嘲讽马英九的说法，不过能够29年来持续地关心一件事，即便关心的角度或严厉或婉转，都已经展现出一种坚定态度。够细心的读者也不难发现，当马英九以台湾处理“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时期”来类比六四的说法，与同一天蔡英文用简体字发表的六四感言几乎不谋而合。前后两任总统，分属不同的党派，即便日日相互政治攻防，却对六四展现了共同的关切与价值，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台湾共识”。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民运人士、现已是台湾居民吾尔开希计划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台北立铜像一事。这件事不仅引起多个国际媒体的关注，也引发广泛的争议，其中最尖锐的质疑是：“这是中国人，与台湾何干？”
刘晓波固然是中国人，不过，作为过去30年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运人士，他生而不能出国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妻子刘霞迄今仍遭软禁，死后竟在台北竖立起铜像，这何尝不是两岸两种制度、两种价值互相竞比的最强力诉求？退万步言，台湾各地迄今仍有数百座耸立的蒋介石铜像，有什么理由容不下一座纪念对启迪中国民主有卓越贡献的刘晓波小公园与铜像？
中国的民主化与台湾息息相关，珍惜还愿意关心六四的人，其实也是珍惜还愿意关注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人，结合越多的人在共同的价值理念下奋斗，才是对台湾更大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