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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殇,国之不幸

判断一个国家的未来,不妨去观察这个国家的大学。大学之殇,乃国之不幸。

今年5月4日,在北大成立120周年隆重的校庆典礼上,身为一校之长的林建华教授,在致辞中读错了“鸿鹄”一词,更有网友指出,他还读错过“莘莘学子”、“谆谆教诲”和“乳臭未干”这些常用的成语。这一连串的低级错误,在公众面前彻底暴露了今天的北大校长在人文修养上竟会是如此出人意料的拙劣。

本来,就算是大学校长,读错几个字也无可厚非,更不必吹毛求疵。2005年5月,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应邀访问清华大学,在互赠礼品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向宋楚瑜赠送一幅小篆书法作品,内容是黄遵宪的诗作《赠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面对着向全世界直播的摄影机镜头,顾秉林念到“侉”(读音kuǎ)字时竟卡住了壳,好在有旁人的提醒才得以圆场。顾秉林教授是研究物理和材料科学的,虽然发生“自己送出的礼品上写的字自己不会念”这种事有点荒唐,但“侉”字毕竟是个生僻字,书写的字体又是小篆,此事虽被舆论界讥讽为“校长不识字,博士乱翻书”,可清华毕竟以理工见长,去苛求研究理工的清华校长也拥有一流的文字修养,就未免有些勉为其难了。

但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就是因为北大向来是以深厚的文化积累和人文沉淀而誉满天下的。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就是因为北大一向是以“精神自由,兼容并包”而引以为豪的。林校长的错字门让全国人民突然间发觉,虽然“我的国”看上去是“厉害了”,但我们最顶尖的学府原来也是可以这般名不副实的,否则校长大人为何会白字连篇呢?

尴尬就尴尬在这里,林校长一不小心竟去戳破了党国好不容易才支撑起来的强国梦的玻璃心,丢了党国的脸面。在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下,林校长再不说点什么,看来真的会过不了这道坎。于是他苦口婆心的向同学们写了封致歉信。他在信中写道:“真正让我感到失望和内疚的,是我的这个错误所引起的关注,使人们忽视了我希望通过致词让大家理解的思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

林校长终于道了歉,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其态度在今日中国之官场也可谓难能可贵了。虽然这封致歉信,究竟是写给同学们看的,还是写给组织看的,我有点拿捏不准——但回想起他的前任周其凤校长在2011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视察北大时深陷“谄媚笑”事件,周校长也是这般回答的:“有人说我对领导谄媚地笑,但你们仔细看过那张照片吗?我面对的是学生,而不是领导!”你看你看,周校长说他谄媚的原来是学生啊,那林校长道歉的对象当然也是学生喽。看来现在的北大,在这种事上,也已经形成了传统啦。

问题是,林校长虽然道了歉,但公众舆论更加热烈了。林校长自鸣得意的言论“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很不幸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他的这番话,让叹息和失望中的公众对这位名不副实的北大校长感到了加倍的失望和无药可救。

北大的校训“精神自由”,其中就包含着焦虑和质疑这种精神的自由。五四运动之后,受蔡元培委托,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1920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发生一周年的纪念日。蒋梦麟和胡适先生一起,也是面对着同样怀着一腔爱国热血的北大学子们,他们共同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原载于1920年5月4日《晨报副刊》)的讲稿。在将近百年前的这篇讲稿中,蒋梦麟和胡适针对还不算腐败透顶的北洋政府和正在溃烂的社会现状,他们说道:“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要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看啊,同样是北大的校长和教授,近百年前竟可以对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现实如此焦虑,如此质疑,忧国忧民,热血沸腾。而到了今天,同样也是北大,在校长看来,焦虑和质疑反而成了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了。看来校长大人是恨不得让学生蒙住自己的眼,堵住自己的耳,捂住自己的嘴,让学生们面对这样的世道在心中默默的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都不需呼喊——嗨,同样一个北大,这样的翻转,差距是何等巨大?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没有对现实的焦虑,没有对是非的质疑,一切安于现状,社会怎么还能进步?科学怎么还会发展?难道林校长真的那么目光短浅,连这点辨别的能力也没有吗?当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立场决定了思维。不要忘记,林建华不仅仅只是北大的校长,他也是北大的副书记;林建华也不仅仅只是北大的教授,他首先是政府的高官——因此,站立在组织的角度上,在他看来,“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这句话,又有什么不对呢?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的,难道不正是那些聪明到足够可以做个高级奴才,又麻木得不知焦虑、不懂反思和质疑的糊涂蛋吗?谁又敢保证,林校长所说的“我们”,和公众所说的“我们”,就是同一个“我们”呢?

同样也是北大的校长,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真正之覆亡不在于军事之失败,而在于文化学术之灭亡,为了避免国家灭亡,我们应努力致力于国家的文化学术事业。

再看看今天中国大学的现状吧,是谁在让文化和学术消亡?北大校长在大庭广众念白字;清华的国情研究院研究出中国国力已经在整体上超越了美国;浙大教授在开课教学生怎样炼丹药;武大曾经还开展过卡扎菲思想的学术研究工作。就连长沙理工大学这样的学校都成立了“社会主义有点潮”的研究中心,而说是培养国家高级干部的各级党校据说培养出了全世界犯罪率最高的一批毕业生……

今天的北大“校长读白字,书记乱翻书”所暴露的,其实只是中国大学现状中千疮百孔的一个缩影,也是各行各业和整个社会被扭曲毁坏后所映射出的一种怪象。大学是培养青年人才的摇篮,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面对这般沦落的北大,覆巢之下,又岂能有完卵?面对被这般阉割的北大,国家的未来又会在哪里?难道靠喊几声“厉害了,我的国”就真能把中华来崛起?

当然,过度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虽然今天的北大“兼容并包”早就谈不上了,但是其“精神自由”却是难以抹煞掉的,焦虑和质疑究竟有没有价值也不是由校长和他的组织可以左右得了的。不久前北大外国语学院的岳昕同学对20年前北大教授沈阳的性侵事件所表现出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便是对今天中国大学现状的最好解答——今天中国的大学里,衣冠禽兽的无耻之徒并不稀少,但刚正不阿的良心人士也同样不会稀缺。

今天北大的怪象,归根结底来说,便是这个国家长年来施加在教育中的意识形态弊病积累的制度性结果。北大的精神早就破败掉了,人文的破败是必然的。盛世装点的社会已经如此不堪,金玉其外的大学亦不能例外,此实乃民之不幸、国之不幸也。但是,只要焦虑和质疑还在,只要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还在,北大的精神是灭不掉的,国家的希望也总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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