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一滴泪(47)

我在招待所住下不久,一天半夜一丁突然敲门来了。听他讲他怎样一个人在大热天从高庄走到乌江去找爸爸,我感到惊奇。一丁干巴巴地说:“一毛这场大病当然是件大坏事,可是它却让我们一家人从5月16号以来第一次聚到一起。这叫做‘坏事变成好事’,妈妈,正如毛主席教导的。”

九月初,中、小学已经上课,一丁和一毛都要迟到了。等到下一次安大有卡车去孙堡公社,我们一家母子四人就搭车回家了。我们坐在卡车上,挤在一起,面前放着三筐煤球,是用吴奶奶和一位女同事送的煤票买的。我们顶风坐着,等到家时已经被煤灰染黑了,活像一家大小“牛鬼蛇神”。

回到我的公房住家,我大吃一惊,发现自行车不见了。它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这事情严重,”我大声说。正在这时候,老螃蟹闯进来了。我递给他一包在合肥买的香烟。

“‘奔月’,好牌子,三毛五一包!”他边说边刮了一根火柴点了一枝烟,把那包烟放进口袋。“味道比九分钱一包的‘大铁桥’好多啦!这就是你女儿,好漂亮。我们把你东西保管得很好,老李。你不少什么吧?”

“我的自行车不见了。我把它靠墙放着的。”

“哦,自行车,对啦,自行车。老冯借去了。他看你在街上骑过,恨不得骑一下你的外国货过过瘾。他来找我,说借用一天。反正车也闲着。”

“可是我把车锁上的。”

“不错,车是锁上的。我们砸了锁,容易得很。”他吃吃地笑。“老冯是公社下放干部管理小组的贫农代表。你不想得罪他吧,老李?”

“可现在我的车在哪儿呢?”

“那你得去问他。”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孙堡去找我的自行车。大胖子老冯正忙着卖鱼。“老李,你回来啦。欢迎欢迎。哦,你的自行车在家闲着,我用了一下。我想你不会在意的。”“你怎么会想起去搞我的车?”

“嘿,还不是老螃蟹的主意嘛。他说老李上合肥了,车子靠在公房,你想尝尝外国车的味道吗?我说咋不想,车子锁上了吧。他说那怕啥,榔头一砸不就开了嘛。你请我喝两次酒,买鱼虾少要点钱,车子就归你骑。我想好在你也不用。”

“我现在要用啦。车子呢?”

“就靠在那边墙上。老李,真是好车。”

我走到他身后。我的自行车被砸得面目全非。我气极了,掉转身来质问他:“老冯,你怎么把我的自行车毁成这个样子?”

“我带着我奶们子骑到小堡,上坡时车子坏了,把我们摔了下来。老李,你真运气,我们俩都没受伤,要不你有责任啊,因为车子是你的。我看车子没什么大毛病。你可以把它放在我这里,等我慢慢找人修修。他妈的外国货,街上修车的都没办法。你可以等,你也可以推回家,找人修。也许你需要它。”

我咽下满腔怒火,把我残废的自行车推回家。这是它第二次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做贡献。

响应“复课闹革命”的最新最高指示,中学和大学停课三年之后又上起课来了。与此同时,千百万初、高中毕业生都到边远地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公社和工厂。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子女升学和就业都受歧视,有路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去参军、加入体操队或杂技团。这些都是我做不到也不理解的,我决心让孩子继续上学,尽管当时学校非常混乱。一丁在香泉中学上了几个星期之后,转学到新成立的孙堡初中,离家只有三里路。现在他放学后可以帮我干点家务活,特别是从前塘挑水。一毛上公社的小学。一村上本大队的初级小学。这个小学只有一间屋子,老师的讲台后面的一个角上有一个烧草的大灶,在讲课休息时老师在灶上烧午饭,满屋子都是烟。陆老师是一个回族中年人,本来是挑货郎担的,他教给学生的东西少得可怜,一村后来需要抛弃的不多。后来他干脆不干了,因为付给他的钱少得可怜,他又重新挑起货郎担走村串户去了。这时候,一村也跟着姐姐上孙堡小学了。

我们的临时住处只放得下一张双人床,我们母子四个都睡在这张床上。“人多热气大,”一丁绷着脸引了一句毛主席语录。一村只说:“人越多越热闹!”没料到小孩子的话竟然是未卜先知。一个下雪天的下午,邻村的下放干部老陈突然光临。老陈是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的技师,她的爱人是和县医院的药剂师,像宁坤一样是“摘帽右派”,也还没解除专政。我们经常在规定的政治学习时见面。除了我们的处境大同小异,我们俩都是天津人,确确实实有“共同语言”。我的三个孩子也爱陈阿姨,因为她心直口快,跟孩子们也说得上话。

一村看到陈阿姨突然从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来临,兴奋地说:“陈阿姨,雪这么大,你回不去。你得和我们住一起。”“我没准儿真住下,小村村。”

“你怎么在这大雪中跑出来,老陈?”我焦急地问她,已经意识到出了什么事。

“我真的无家可归了。你知道我是借人家一间屋子住的。今天上午房东来找我,说要收回屋子,因为春节期间她儿子要结婚。我去找队长,他说他唯一能提供给我的是生产队的牛棚。他可以把它收拾一下给我住。等我配给的木料来到,他可以盖一个新牛棚。”

“这真是岂有此理!”一丁几乎大叫了。

“但这是现实,孩子们。不光这样,他还说我连牛棚也不能住,除非我先同意他的安排。我说他尽可以留住他的牛棚,从他家走了出来。我又去找大队书记,他正忙着准备过节,等过完春节再研究。我坚持要用配给我的木料盖一间小茅屋。但是,目前我无家可归。”

“老陈,我们这屋子只放得下这张双人床。不过床相当大,又是冬天。我们挤一挤没问题。孩子们太高兴了。”三个孩子同声唱道:“欢迎!欢迎陈阿姨!”陈阿姨感动得要流眼泪。“陈阿姨给你们包饺子吃好不好?”

她是包饺子的能手。当晚我们就吃上了饺子。晚饭后,大人孩子都开动脑筋,研究五个人睡一张床的最佳方案。最后决定,老陈和我各把一边,两个小的夹在我们俩当中。一丁横卧在我们脚下。这个安排一直维持到过完春节,孩子们欢送陈阿姨去另一位女下放干部处投宿。

皖南春来早。该是给下放干部盖房子的时候了,按人口每人配给0.30立方米木料。老螃蟹亲自出马,带了两名亲信,前往县城木材场领取我们四口人的1.20立方米的木料。他在县城吃饱喝足之后,押着由两个小伙子拉着装木料的平板车,把十几根又粗又长的木料拉到后高庄,整齐地堆在自家的屋檐下。

“老李,有这么多好木料,我给你盖一座大房子。你放心,交给我办好啦。”反正我也不懂怎么盖房子,他既愿意包办,也只有让他办了。他决定给我盖一座四架间的房子,木架、土墼墙、茅草顶,我说听上去不错。新房子要盖在工房附近的地基上,可是打房架的主要工程却不在这里进行,而是由木匠带着徒弟和打下手的社员在老螃蟹家门口干。等梁、椽、柱、门等等都加工好了,再运到前高庄在新房址装配。后来才明白他的心计。全村的劳动力都参加盖墙和上房顶。全部费用由政府拨给我盖房用的专款开支,公社把钱交给队长掌握。老螃蟹让我买一条好烟,两瓶白酒,表示对他和其它生产队干部的谢意。

盖好的房子一头有一间屋子,各用一堵竹子和泥巴的墙隔开,中间留下一片空地,一个角上有一个烧草的大灶。两间屋子都没有门。“你要门干啥?浪费好木料。”老螃蟹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也没有窗户。为了迁就我,他让瓦工在我屋子正面墙上留下一个洞,那就是我的窗户。大门关不上。“那又该怎么样?哪家也不关门的。”他一挥手就抹杀了我的意见。

“老李,你真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你这座多好的新房子。你比旧社会的地主老财还阔。你还拿五十七块一个月,五十七块!”我说,我当然感谢党和毛主席,我也感谢他领导下的高庄贫下中农。

总的说来,这次搬家,从老鼠窝到一座干净的新茅屋,几乎是一桩喜事。一村跟我睡一间屋子,一毛睡在另一间屋子,一丁睡在中间“堂屋”。一丁发表意见,他认为大门关不紧在设计上有一个技术性的理由:他和煤球炉睡在一起,这么样的一扇门可免他煤气中毒。他又说:“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支持我的理论。”一毛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多希望爸爸现在回家和我们一起享受新房子!我在合肥病得快死了,他都不能来看我一下。”

我们搬进新家的欢乐很快就被人破坏了。一天半夜,我们早就睡觉了,一帮穷凶极恶的家伙突然间冲了进来。起初我以为是一场恶梦,但很快我就面对着十来个真人,有男有女,手里都挥动着晃眼的大电棒。

“我们是大队民兵营突击队。全国在凌晨两点开始统一行动,进行政治大清查,深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一个为首的年轻人郑重宣称。“你是李怡楷吗?”

“我是啊,安徽大学下放干部。”

“你家几口人?”

“五个人。不过这里只有四个,我和三个孩子。我爱人还在乌江。”

“他为什么不和你在一起?”

“安大没派他下来。”

“你敢保证你家里没有藏坏人吗?”

“我敢肯定。”

我被带队的讯问时,其余的人用大电棒到处探照。随后一个女民兵来向他报告:“在一个屋里找到一个小男孩,另一个屋里有一个小姑娘,堂屋里有个大男孩。”

“你们在床底下照了吗?”

“我们照了。有个大箱子。”

“拉出来,打开检查。”

他们打开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放着宁坤的手提打字机,盒盖上是李政道用白漆写的“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几个大字。

“啊,这是什么东西?”带队的睁大了眼睛。

“英文打字机。我是打字员。”

“你现在不打字了,留着它干啥?”

“给孩子当玩具吧。”

“你敢保证这不是发报机?”

“别开玩笑!”

“李怡楷,你能保证你家里没有暗藏的反革命吗?”

“当然没有。”

不速之客鱼贯而出。我知道孩子们都醒了,吓得不敢出声。我赶快先去看一毛,再去看一丁,最后看一村,对每人说:“别害怕。快睡觉。天快亮了。”什么时候在夜晚我的孩子才能安然入睡?我再也睡不着了,天刚亮就起床,想出去吸点新鲜空气。一开门,吓我一跳,那帮男女都坐在门前地上和水沟边上,身旁还乱七八糟放着棍棒。我“哦”了一声,他们抬起头看看。过了一会儿,带队的下令收兵。我说了一声:“辛苦啦!”

第二天早晨,我把一村送到大队小学上课之后,就去大队部,希望能为夜间发生的怪事找个解释。这时候碰到另一个下放干部、俄语老师老张。他劈口就问我:“昨天夜里有人到你家来吗?”我告诉他昨夜的情况。他透露道:“这个行动是两天以前在这间办公室策划的,我也在场。两家被选作主要对象:一家是你,另一家是地主李善柱。大队民兵在李善柱家挖地三尺,据说是找暗藏的田契和金银珠宝。当然什么也没找到。”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在政治上和大队唯一活着的地主平等。只是他们没有挖我新房子的土地。

但愿我知道这场恶梦什么时候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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