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一滴泪(40)

怡楷一走,日子就更难过了。“斗、批”搞得差不多了,坦白交代也完事了。闲下来,我将被如何发落成了我沉重的心事。或许为了改变单调的生活,七月一个大热天我突然发高烧。路过的校医来看过两次,给我吃了一些退烧的药,烧不退反而上升。最后他决定送我去镇上的卫生院住院治疗。正当我挣扎着从竹床上坐起来,准备走,怡楷突然牵着一村出现了。这是我六个月来第一次看见这孩子,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又躺倒在竹床上。一村来到我跟前,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层又一层的纸,然后用两个小手指捡起暗藏的宝贝,放进我嘴里。“我盒子里最好的一块糖。我留给你,爸爸。好吃吗?”我只能点点头,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

“你怎么回事儿,宁坤?”

“我发了几天高烧。你进门时我正在准备去医院。你怎么会知道我病了,怡楷?”

“我不知道。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一村几天前从合肥回家了。我就想带他来看你。你们好久没见了。校医怎么说?”“无名病毒感染什么的。让我去住院。”

怡楷看见我走不动,就把我放在自行车上推到镇上去,把一村托付给金大妈。我住进已经有十几个病人的大病房。院长李大夫新近解除专政,给我检查了一下,没做什么诊断。在几天滴注抗生素之后,我退烧出院,怡楷才带着一村回她“光荣下放”的村子。

八月的一个下午,烈日当空,一丁突然出现在我屋里,汗流浃背。“一丁,怎么回事儿?”我惊慌地问他。“你怎么会一个人跑来了?”

“妹妹在合肥病重,来了个工宣队师傅教妈妈赶紧回去。我在香泉中学寄宿了一阵,可学校因为闹大水不能按时开学。食堂关门,我没处吃饭,只得回生产队,在邻居孙奶奶家搭伙。她没多少东西给我吃,我一个人也孤单,我就决定来找你。你看他们能让我呆下吗?”

“你当然呆下。”小陈插话。

“好,那就解决了。”我放下了心。“你说说你怎么来到这儿的。”

“我走来的。”

“走?多远?几个钟头?”

“四十来里,我估计。我歇息走走。出门很早。一路上吃了好多西瓜。”

一丁刚十三岁,大热天在路上走了六、七个钟头。金大妈对孩子的毅力感到惊讶,给他做了一大碗蛋炒饭。当天夜里他发高烧,第二天上午小陈带他去看校医,拿了一包复方阿斯匹灵和治中暑的草药。几天以后他好了,小陈带他去驻马河游泳,那是与刘邦争天下的楚霸王的大军饮马的地方,小陈顺便给一丁上了一堂历史课。

一丁的到来不仅让我重享片刻的天伦之乐,也丰富了老冒和小陈的生活。我和头生的孩子分离大半年了。他长大了一点,但是由于营养不良,跟同年龄的孩子比起来还是矮小。他是自己学会游泳的,现在又有小陈乐意当他的教练。我感到更高兴的是,小陈像个大哥哥一样对待一丁,从来不让他觉得他爸爸是归他监管的“牛鬼”。夏天下午很长,没有学习或劳动时,我们就都躺在凉床上(一丁和我睡在一起),小陈带头,大家轮流朗读一篇鲁迅作品,一丁也参加。有时候,我们会中途打住,议论其中的一段,或者弄清某个论点。

一丁天生不爱多话,可会讲故事,几个月的幼儿园生活给他肚子里装满了故事。有一天,他讲给我们听:“一天早晨,过了早饭时间,阿姨发现我屋里所有孩子都还在呼呼大睡。等他们都睡醒起床,阿姨问他们为什么没准时起床。他们都说巫一丁讲孙猴子的故事,一直讲到很晚。”

我焦急地问他:“你犯规挨罚了吗?”

他笑笑说:“有那么点儿。老师们罚我白天轮流给各个班讲。”

小陈高兴地说:“那太棒啦。你做了一件大好事,让那些被父母亲丢下的孩子们开开心。我一向喜欢看《西游记》,不过我好久没看过了。一丁,你也讲几段故事让咱们开开心吧。”

我不放心就问他:“小陈,这能行吗?”“没问题。孙猴子是毛主席表扬的革命者典范。红卫兵人人都要向他学习。讲吧,一丁,讲金猴的故事。”这样一来,在让人懒洋洋的炎夏的下午,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讲童话,让三个躺在竹筏上在狂暴的革命急流中漂荡的成人开开心。

有一天下午,一丁正在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林麻子闯了进来。“你们在干什么?”他声色俱厉地问道。

“这是老巫的儿子,林师傅,来看他爸爸的。他正在给我们讲一个孙悟空的故事。”小陈回答。“您知道,毛主席十分推崇《西游记》。”

“我知道。不过你不应该跟归你监管的对象在一起玩闹。你应当监督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对这孩子也适用。”

小陈晚饭后来,面有愠色。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林麻子决定不让一丁再呆下去。对你的思想改造不利,对孩子也没好处,他这么说。”第二天一早,一丁搭小轮去裕溪口,再坐火车去合肥找妈妈,她还在那里看护一毛。

一丁一走,我们的生活又回到单调的老一套:一日三餐、偶尔的政治学习、菜地浇水施肥。白菜出现营养不良的迹象,红卫兵头目下令教我多施化肥。菜倒是长得快一些,不过等到老冒和我把收割的白菜抬到伙房,菜叶子已经由绿变紫了。胖厨师看了一眼就说:“你们把这个送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哪是蔬菜?明明是劈柴嘛。抬走!”于是冒老教授和我又把我们的劳动果实送进垃圾堆。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件等候处理的废品。

秋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帮厨,当时全系的革命师生就在附近的公房里开会。突然间,我看见一个男社员从不远处的东郢村朝着公房跑过来。过了片刻,我看见本系岳副书记从公房出来,跟着那个社员向东郢飞奔。显然出了紧急事故。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我纳闷儿。革命师生散会后来伙房吃午饭。他们激动地谈论著,原来是江楠在她住的社员家上吊死了,我听了大为惊骇。下午,我看见在伙房的墙上和门前空地上贴满了写在黄纸上的标语:

江楠畏罪自杀

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现行反革命死了活该

一张芦席里了当狗埋

我听惯了文革夸大其词的革命辞令,并没把这些标语的恶毒语言当真。可是,两天之后,话传开了:江楠的坟被盗了,她的尸体确实是用一张最便宜的芦席浅埋在一个坟坑里。她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被盗走之后,尸体就暴露出来,然后有人又挖了几锹土盖上。又过了一天,她的坟再次被盗,这次是一条野狗把尸体咬得粉碎。社员们愤怒地质问:“这位女老师到底犯了什么错,就活该被野狗吃掉?我们犯了什么错,就该遭这样的晦气?”工宣队头目召开全系大会,宣布几项紧急措施:(1)江楠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正式宣布为“现行反革命”;(2)事件绝对保密,任何人向死者爱人泄密以现行反革命论处;(3)红卫兵与革命教师应以毛泽东思想帮助社员破除迷信;(4)将对事件进行调查,任何不负责任的猜测和流言蜚语将按违犯革命纪律严肃查处。

可是,社员们不受“革命纪律”约束,却公开谈论。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死者生前曾遭一名至数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奸污,并受到威胁,她如胆敢泄露真相,他们将严惩她的爱人。后来,死者发现自己有孕,就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请假,要找一家医院打胎。但是,按政府规定,必须提供父方姓名。这头目不但不设法帮忙,反而威胁说,如果她胆敢泄密,将以“腐蚀工人阶级”罪论处。受害者走投无路,痛不欲生,曾对一位好友吐露唯有一死了之。她的爱人原来已在校园单独监禁,但仍可由红卫兵押解到食堂用餐。从她死后,他再也不许离开监禁室,三餐都从食堂送来。他对严管措施的升级措施感到惊愕,认为这是他的案情严重的迹象。他被蒙在鼓里,一直到文革结束、工宣队回马鞍山之后。对江楠自杀的调查毫无结果,因为工人阶级的形象不能被玷污。又过了几年,死者“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才终于得到平反。

江楠之死驱散了一丁的小住带来的昙花一现的田园生活的幻觉。我的思绪又回到十年前在劳改农场饿死的难友,但是江楠之死更令人毛骨悚然、更令人痛心疾首。这噩耗很快会传到怡楷那里,给她沉重打击。她们二人同病相怜,而且一村和她的女儿同年,在一起玩得很好。仿佛有一种阴影笼罩着我周围的人。社员们摇头叹息。他们再也无法了解,这么可怕的事,怎么会发生在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安徽大学?老冒和我相对无言。小陈一向大声说笑,现在只顾埋头读书。有一晚,他正在读《水浒》,忽然又听到邻居的狗叫。他急忙关灯,钻进蚊帐,打起呼来。我们听见脚步声接近,大门吱呀一声,又听见脚步声渐渐远去。几分钟后,小陈从蚊帐钻出来,打开灯,重新回到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中去,小声骂道:“真他妈的讨厌!”

批斗牛鬼蛇神进入尾声,斗争矛头指向青年教师,几乎是要人人“过关”。我看到几张给我的政治“告解神父”小冯贴的大字报,抨击他“拜倒在极右分子脚下,丧失阶级立场。”后来就轮到学生了。一个英语专业一年级的男生、贫农出身,被押到各生产队轮流批斗,只因为他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获得冠军是由于他们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日本和其它国家运动员所取得的胜利呢?”他胆敢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幸好他的阶级出身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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