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62年春节假期，我回家八个月后，二舅从天津把一毛送回来了，因为两年来姥姥把自己的饭食尽量省下来喂这个孤儿般的外孙女，结果自己因严重浮肿病倒了。我们对姥姥作出的牺牲感到内疚，但是欢庆全家四口四年来第一次欢聚一堂。
春天一到，瑰丽的玉兰花为死气沉沉的景色增添了一点生趣，我的健康也更有起色。星期日上午，我们带一丁、一毛去逛市内唯一的公园逍遥津，相传三国时代曹操的部将张辽以八百人在这里破孙权十万之众。历史是无情的，成王败寇同样化为粪土，今天生杀予夺的奸雄到头来也无法逃脱同样的命运。对于安大许多人家，逛逍遥津是家常便饭，而对于我们却仿佛是珍贵的生活的馈赠。
其实这公园没什么好玩的。可是，难得逍遥，怡楷和我在两行盛开的白玉兰和紫玉兰之间来回漫步，看着两个孩子在近处的沙坑里玩耍、或者笑着喊着打滑梯、或者在曹操的点将台上互相追逐。我们俩边走边谈，心情比较舒畅，有时谈到我是否有可能早日重上讲台。尽管我的贱民地位造成明显的困难，怡楷知道英语专业急需高年级教师，便鼓起勇气把我们的想法向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提了出来。没料到，李主任不但同意我们的想法，而且几天之内就光临我们的陋室了。
他开门见山就很客气地说：“巫先生，我早该来看你的。但是，如果没有党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新变动，我来一趟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最近召开的广州会议的情况，你一定从报上看到了吧？”
“看到了。”
“好。知识分子现在要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受到党的信任，享受更好的待遇。这个对你也适用。1957年你给整得很惨，那已经是历史了。现在要向前看。你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什么意见也没有。我很感激。”我急忙回答，生怕又上钩。
“那就好。我喜欢你的态度。有些知识分子不明白我们党的政策一向是左右交替的。1957年，我们左了，现在我们向右转。这要看情况而定。那天俄语组冒教授用我们党今天右的政策攻击昨天左的政策，我马上警告他：‘老冒，你小心点儿。也许明天你就会因为今天讲的话给揪出来。’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见过的可多啦。”
“我十分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答道，衷心感谢他对党的变化无常的政策所做的出乎意料地坦率而简洁的分析。“我过去在政治上很幼稚，现在也一样。”
“所以你才碰上那么多麻烦。你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英国文学专家，我们正缺像你这样称职的教师。你管你的教学，我们管政治。你头上还戴着两顶帽子，‘极右分子’加‘劳教分子’，目前还不可能恢复公职。我们想让你先当临时工、合同工。这还得由校党委正式批准，不过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既然党有新政策，你又有真才实学。”
第二天，英语教研室主任杨教授来访，用流利的英语和我讨论英国文学。这次专业性的拜访实际上是一次口试。过了几天，系里就通知我九月起当临时工，合同每三个月签一次。每月工资六十元，不到我当年工资的三分之一，而且不能享受一般教职工的福利，包括大学生都享有的公费医疗在内。为了我备课的方便，住房增加半小间，搬到132楼20号。好在我们早已能身体力行“知足者常乐”的格言。
又过了几天，杨教授再次光临，给我分配了新学年开始后的教学任务。一门课是四年级的高级英文作文，学生二十多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门其他教师拒绝接受的课。另一门课是三年级二十多个学生的泛读课，他还带来两本书给我作教材。一本是捷克共产党革命烈士伏契克的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当时中文译本广为流传，作为革命英雄主义的证言。另一本是近代英国小说家希尔顿的中篇小说《别了，契普斯先生！》两本书我以前都没读过，虽然当年我在昆明上大学时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万世师表》。我很高兴有新的养料滋润我饥渴的心灵，不过二者的结合倒似乎有点不伦不类。
伏契克的《报告》，据说是他被关在布拉格盖世太保监狱里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偷偷送出来的，简略地记下了他所经受的种种酷刑，和他在必死无疑的情况下英勇献身的精神。我往往为他夜以继日的身心受难感动得泪如雨下，但也无法不感到历史的讽刺：伏契克和其它烈士所作的壮烈牺牲，不过为建立一个在摧残人性方面不亚于纳粹党的政权铺平了道路。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偏偏轮到一个共产党劳改营的幸存者来为一个在纳粹酷刑室受害的共产党人作证！契普斯先生是完全另一种的英雄。在他毕生为学生献身的精神中，我看到一种无限温和、无限高贵的情操，可以引导我和学生交往，尽管我的身份很暧昧。伏契克和契普斯都使我在面临新的挑战中感到谦卑。
我用家里唯一的一张椅子当“书桌”，坐在一张小木凳上，一面挥汗如雨，一面为两本读物编写详尽的注释。这时候，其他教师正在度暑假。我把两本注释送给杨教授审查批准，然后交打字室打印。九月初开学上课，第一次走进教室上英三的泛读课，面对二十几个男女青年学子，恍若隔世。顾不上猜测学生怎样看待这个戴着两顶“帽子”的老师，我把精神集中在讲课上面。所谓泛读，作为精读课的辅助性课程，一向不受老师和学生重视。首先，由于受从“老大哥”引进的教学法的影响，英语阅读课早已被简化为学习词汇和语法重点。精读课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单词和一大堆分析语法结构用的专门名词。课文在这个过程中不见了，因此学生并不真的学会怎样读书。泛读课的要求更低，学生只要记几个新单词，会作简单的复述就行了。当年我说过，这种机械的方法是培养学究和奴才的最佳途径。
现在既然在教育原则上没有发言权，我至少可以认真对待我自己的教学工作。我已经为学生准备了详尽的注释，没有必要再在课堂上花时间讲解生词和语法。想到我在劳改营里如何与《哈姆雷特》、杜甫的诗篇、和沈从文的小说相依为命，我就有意探索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通过对人文理念和感情的敏锐感应，培育独立思考，从而有助于一个自由心灵的成长。我朗读《绞刑架下的报告》，声泪俱下，使一个共产党的自由战士在一个共产党的劳改营囚徒身上再生。作为一个热爱学生又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契普斯的形象无形中使我的学生更亲近我，尽管政治辅导员一再警告他们不得与阶级敌人“亲如一家”。学生交来的作业中有时夹带一些表示钦慕的字条，情意那么感人，害得我这“孤家寡人”不禁潸然泪下。一个叫小张的男生聪明好学，他感谢我的“诠释和分析”为他“展现了一个充满奇迹的新世界”。小徐总是沉默寡言，面无笑容，在信里说他非常同情我，因为他教中学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又说我的讲授“照亮”了他压抑的生活。我撕毁了这类字条，又警告他们千万不能再做这种鲁莽的事，否则我们都会在政治上“犯错误”。
同时，一经我班上的学生宣扬，其它班级的学生、青年教师、甚至合肥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有时候，来晚的人就得站在过道里，从开着的窗户听课。怡楷提醒我，“树大招风”。我发现自己进退维谷。一方面，我得满足雇主的期望，他们给我这个宝贵的饭碗，仅仅因为他们相信我是个称职的英语教师。另一方面，我也得躲开同行间的妒忌和政治问题的激流险滩。处于这种情况，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也许最符合我目前的需要，可是，天哪，如果我停止把语言作为人文学科讲授，我对这些如饥似渴的莘莘学子还有什么用处呢？得啦，不管怎样，我也只能根据我自己的认识行事，尽管我已经如履薄冰了。
另一门是四年级的写作课，我每周要批改二十多篇英文作文。我们小屋里只有一张从安大租用的小书桌。这时一丁已经上小学，他每晚要做家庭作业，等他九点钟上床才轮到我用书桌。等我坐下开始看作文，我的眼睛已经快睁不开了。为了提神，我开始抽起烟来，我抽的是最便宜的、九分钱一包的“大铁桥”，杨教授和冒教授抽的烟要贵五、六倍。有一天夜晚，怡楷和孩子们都已熟睡，一个点燃的烟头从我没知觉的手指间掉落铺在我脚下的、一块怡楷从天津家里带来的小地毯上。她给地毯冒出的烟呛醒，一骨碌跳下床，把我推醒，踩灭了刚烧起来的火。她果断地说：“马上上床睡觉。从今以后不许再开夜车，放烟火。”尽管这工作很辛苦，有时在学生的作业中碰到一个新鲜的想法或者说法，好像突然打开一扇窗户，可以看到一颗年青的心灵，使我感到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