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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维稳 奥威尔升级

中国的存在,让奥维尔的热潮不会褪去(维基百科)

有评论认为,马克思本论“阶级斗争”在中国变成对体制有异见者的斗争;中共的奥威尔式管控已经威胁国际社会普世价值与自由贸易精神。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共高规格地搞庆祝活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圣人党国:禁止造反的马克思主义》,作者罗永生说,马克思本论“国家消亡”,今天党国论却以发展马克思之名安放在他头上。马克思本论“阶级斗争”,但经过一场理论大手术之后,阶级斗争变成对体制有异见者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本为一种“革命”理论,又已变质为一套永续政权的执政理论。

文章说,早一段时间,几名北大“毛左青年”只是因为围读马克思、毛泽东的书,并以此为据批判现状,当局就大为紧张,加以拘押。可见,如果中共公然抛弃马克思,名副其实地把共产党改名,鼓吹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就立即会成为造反者的利器。说到底这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要维持党国权贵资本主义体制,首先就要保证它自身能按自己定义、按自己标准来制造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也是一种“把反对者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手段。

奥威尔式社会信用体系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多一份自由的保障》,作者吴介声说,近期美国白宫以精简传神的名词“Orwellian nonsense”即“奥威尔式胡扯”直斥中共对台湾长期的霸凌,此事件值得警惕的是,中共持续对国际企业组织施加如同“社会信用体系”的管控模式,挟其庞大的市场优势、军力威胁与科技发展,未来将会变本加厉。

文章说,长期关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德国乌兹堡大学教授Björn Alpermann研究发现此系统在中国许多城市试行两年,民众觉得事不关己、欠缺反对意识。对照如今,此系统以及中共式政治正确已经威胁国际社会普世价值与自由贸易精神,台湾等多数相关国家与组织是否同样冷漠以对、事不关己?

香港教育生态在扭曲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当苏格拉底遇上中国因素》,作者张秀贤说,香港历史教科书的评审小组,要求把中国于九七年“收回香港”改成“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共一党专政”也被视为不当概念……,种种事件让大家担心,教育再度成为政治斗争战场。

文章说,北京政府固然对香港的教育政策方针有所“指示”,中国因素影响难以避免。可是在历史书评审问题上,评审小组连一直被中方官员所用的“收回香港”一词都形容为概念不当,令人质疑是否有人过分揣摩上意,而令历史书面临修改用词的压力。最终,中国因素再加上内部的拍马屁、宁左勿右文化,扭曲香港整个教育生态。

“我也是”运动在中国意外成功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在中国说出“我也是”的代价》,作者李佳佳说,在中国,与性骚扰和性剥削进行斗争从来都可能带来非常切实的危险。因为它意味着要进行组织,以及参加一直在打压公民团体的中国政府不喜欢的其他活动。而且,它实际上是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拥有权力的人是否经常欺压没有权力的人--在这个腐败横行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文章说,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学生似乎很安静。随着经济的腾飞,这个国家的很多人,包括学生在内,都信奉一种新的利己主义:埋头赚钱。更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极端民族主义、支持专制的观点,对公民自由和权力制衡漠不关心。但中国渐渐抬头的“我也是”运动在不断取得出人意料的结果:被指控强奸、后来到南京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教授沉阳被开除了。学术界的其他一些人也因为类似的指控而丢掉了工作。这场运动能蔓延到校园之外吗?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这很难讲。但这不会是学生第一次发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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