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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泪(9)

暑假期间,学院相当平静,但北京绝大多数大学和政府部门已经刮起反右派运动的风暴了。我在燕大教过的学生小江来看我,告诉我他和他的堂兄大江在整风期间参加过工作单位的鸣放,批评一党专政和思想控制,反右一开始就受到猛烈的谴责。现在他想躲一下避避风头。我让他住在我用作书房的屋子里。但愿这场风暴赶快平息,就像肃反那样,但我很担心。他问我运动会闹到什么样子,我觉得我得让他为最坏的情况做好思想准备。“你看过《正午的黑暗》和《1984》。情况如果不断恶化,就会抓人、关人、甚至杀人。历史常常是用殉道者的鲜血写的。人类社会今天的处境会更坏,若不是有那些殉道者奉献的牺牲。”过了几天,他就不得已回单位去了,我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暑假还没结束,教职员就忙着参加政治学习了。首先是阅读和讨论党中央关于反右运动的文件,还有《人民日报》的社论,尤其是那些由“伟大领袖”亲自执笔的。我们也看了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矛头都是针对那些在报刊上和单位鸣放过的知名教授、作家、艺术家、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有一些人为在鸣放中犯了错误写的检讨。接着学院党委就宣布我们不能停留在学习文件,而是要联系自己,联系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九月一号开学,却并不上课。这是1951年以来高等学府第三次停课搞政治运动。学生忙于揪斗“右派学生”。教师忙于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言论,揭发检举其它教师。再一次,我又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在“政治学习”小组会和教职员全体大会上接受没完没了的讯问和批斗。把我打成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好像早在第一次开会以前就有定论了。会上会下都有人要求妻子揭发检举我。几个月前还对我友好的同仁和学生开始回避我了。开会中间休息时,没有人理我,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等候判决的罪犯。我感到上当受骗的愤怒,但我也明白我毫无办法。我上了人家的钓钩固然蠢得可以,但是那么多老成持重的大知识分子和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不是也同样落难了?

接着召开一次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举行“大辩论”。所有我在会议上或私下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我说的话,都被谴责为对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全面攻击。我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我在“大辩论”中唯一的权利是承认任何提出的罪名。任何解释或澄清事实的企图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坚持右派反革命立场的表现。南开的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揭发我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我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有没有这回事?我承认有过。“用反动美国口号进行煽动!”她怒吼道。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指控我提议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又是一阵怒吼。晁先生揭发那次黄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论坛,他当时强压着满腔怒火听我胡言乱语。每提到我讲过又经他加工的话,他那赢人好感的呵呵笑声变成了似乎义愤填膺的怒吼。

又有一天,午休时间,我推着小推车里的儿子到校园里去转悠,好让我的脑子暂时抛开一上午闹哄哄的批斗,路上碰到了一位年长的女同事。她是多年前从美国回来的,平常见面有说有笑。我和她打个招呼,她没理会。下午会议一开始,她就跳起来指控我满不在乎推着孩子在校园里乱转,故意表示对抗运动。更恶劣的是,她说,她听到过我手里抱着孩子喊“小丁丁万岁!”,恶意糟蹋“毛主席万岁!”的神圣口号。甚至有人谴责我的婚姻是“右派反动派和反动天主教徒的政治结合。”怡楷不得不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洗耳恭听”,如同中国悠久的国粹中陪同死刑犯押赴刑场的“陪绑”。

黄教授是唯一站出来为我辩护的。他指出,我放弃在美国的舒适生活和学术前程,回来为新中国服务,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承认,我有一些话也许讲过了头,但是应当考虑到我长期在国外对国情不免有隔膜。无论如何,我响应党的号召,热烈地直言不讳,而有些人却一言不发。他的老朋友晁先生,还有别人,都告诫他注意自己的阶级立场,否则他本人也会滑进右派的泥淖。

晚上我接受小组讯问,“ABC”反革命集团的老问题又提出来了。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一共有多少成员?他们在我指导下读过那哪些书?我的身份是什么?它的政治目的是什么?由于“ABC”从来没存在过,这些问题无从回答。我为什么参加他们五一劳动节在颐和园的集会?小江犯有反革命罪行在工作单位受到批斗,畏罪潜逃,我为什么收留庇护?他躲藏在我家几天,我和他谈了些什么?我简慢地答道:“他是在私人家里作客。”他们警告我不得耍滑,更不得借题发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另一个老问题又提了出来:我到底为什么在1951年回国?我受到一个重复出现的恶梦的缠绕。

最后,国庆节前夕,我在教职员全体大会上被正式定为最毒的“毒草”——“极右分子、资产阶级右翼的骨干分子。”我犯的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因此我是一个“三反”反革命分子、人民公敌。我的罪行累累:我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我曾在反动的国民党空军当翻译;我多年接受美帝国主义教育;我和“ABC”反革命集团有关系;我参加过反革命集团最近的集会;我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为私刑;我公开叫嚣要求给右派分子推翻社会主义中国的言论自由;我嚣张地高呼美帝的反动口号“不自由,毋宁死!”;我恶毒攻击“老大哥”,反对毛主席的“一边倒”外交政策;我猖狂攻击毛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恨不得油炸共产党员;我在伟大的反右运动期间在家中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小江;如此等等。义愤填膺的革命同志们高呼口号,让我“低头认罪”。面对张牙舞爪的革命同志们,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声泪俱下地承认全部罪行。我觉得我在认罪时已经把自己糟蹋够了,他们还斥责我死不悔改。

散会后,黄教授留下了,走过来和我握手。开会时,我看到一个首长派头的女干部在会场后面来回走动,吞云吐雾。她也留下了,此刻我才模糊地认出原来是平日深藏不露的毛校长,也是一名延安时代的老干部。

“你觉得怎么样?”她嘴里叼着烟,满面鄙夷地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咕哝道。

“现在该是你反省反动历史、反动思想行为的时候了。你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你应当感谢我们没有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她冲着我脸上喷着烟。

“谢谢。”我又咕哝了一声。

尽管批来斗去,我还是想不通,一个靠教书糊口的穷书生,怎么会一下子就被脱胎换骨成为资产阶级右翼的“骨干分子”?六年前我诚心诚意回国来,为众人称道的人民革命效力,回来后尽力以我的专长和良知为人民服务。近年来历次运动中的政治迫害,我还认为是一个新政权一时的偏差,这个政权还是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走出千百年的黑暗的。面对残酷的现实,我无法再用一厢情愿的想法哄骗自己了。我为自己的天真幼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只有听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摆布了。

第二天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都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我是祭坛上数十万牺牲品中的一个。我成了“贱民”,只求清静一下,闭门思过,等候发落。但是,办不到,我奉命参加教职员假日游览长城。我还没游过长城,但是我怎么能和前一天还围攻我的那帮人一道去寻欢作乐呢?我跟那位来家里“邀请”我俩的青年干部说我没有心情去。“哎呀,老巫,”他轻松地说,“别闹别扭嘛。会上的批评都是为了帮助你呀,要正确对待嘛。”

“十一”天高气爽,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若是我目前的处境不一样,这倒是一家人出游的好日子。我和怡楷坐在大客车的一张双人座上,准备闭目养神,补一补近来所缺的觉。但是,无可奈何,车子刚上路,那位青年干部就走到我面前拉我去和冯副校长,还有其它两位干部,一起玩纸牌。“可是我不会打百分啊,”我推辞说。“没问题”,他大包大揽地说,“我给你当高参。”我逃不了啦。牌玩得满热闹的,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我纳闷儿,是否因为党中央还没宣布如何处理右派,富有政治运动经验的学校领导决定观望一下,察看政治风向。不过我却觉得活像一只被猫逮着在要吃下去以前耍弄一番的老鼠。

终于面对长城了,我实在看不出这座巨大可怕的灰砖建筑物如何值得人们赞叹。我感到十分难过,当我缅怀历朝历代无数的好男儿抛妻别子,在鞭子和刀枪的驱赶下,来修筑这个吞噬青春和生命的庞然怪物。怡楷和我离开人群,单独登上长城。到了顶上,怡楷问我:“你喜欢这个世界第七奇迹吗?”我说:“这真是个‘奇迹’!这是那个焚书坑儒的千古一帝用无数奴隶的白骨修建的专制暴政纪念碑。其实又何止他一个!一代接一代的昏君效法他,实行暴政,奴役人民,又扩建这座壁垒,妄图巩固专制王朝。奥威尔真该把它放进《1984》的,在山海关的门楼上写下但丁写在地狱门口的名言:‘放弃一切希望吧,你们进入这里的人们!”

两天假期过后,批斗会继续进行,对象是其它教师和学生。李天生是一年前才调来的,被划为“极右分子”。黄教授有一些右派言论,但他为党工作多年,本可不戴右派帽子。无奈他不听告诫为我辩护,最后又在我正式定罪之后公然和我握手,就被戴上了“一般右派”的帽子。由我负责的教研窒副主任潘教授,由于“盲从”我的教学思想,受到批判,划为“中右”,不戴帽子。葆青也受到批判,幸免于“右派”之难,因为她的爱人在外国语学院承担了全部罪状,已被划为“极右”,送劳动教养。

全体学生不过二,三百人,被划为右派的竟有二十几名,其中包括一名十八岁的女生。还有我教过的一名调干生,多年为党做机要工作,也被戴上帽子,因为他认为领导干部不懂业务,学校应由我这样的内行领导。他的名字叫向前,于是有大字报挖苦他“向前不向前!”

这时候,怡楷第二次怀孕了。尽管每天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俩为一个新的希望来到一个四面楚歌的家庭感到鼓舞。一个在患难中孕育的孩子是我俩对生活的信念的证言。

运动进入尾声,学校预定十一月上课。校方接受学生的要求,分配我教三年级全部三个班的英语精读课。看起来,在教学工作上,我还是站得住脚的。同时,在新落成的专门为高级知识分子盖的小楼里,又给我分配了三大间的一套。也许党中央会回心转意,宣布这个运动又是一次错误,如同肃反一样?也许头脑清醒的领导人开始认识这个运动对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个有威信的执政党,怎么可能信誓旦旦征求意见在先,又背信弃义罗织成案在后?我翻来复去考虑,对前景还抱着一线希望。我毕竟是一个有妻儿老小的凡人,我没有当殉道者的准备,我的血肉之躯是软弱的。

十一月来到了,学校开始上课,但校方并没通知我去上课,却让我和其它右派一起到图书馆去为堆积如山的新旧书刊编目。我的任务是英文书刊。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在校园里搞体力劳动。看来情况不妙。

同时,《珍珠》翻译的交稿期越来越近了。白天政治学习,强迫劳动之后,夜间我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爬格子。我的手指冻僵了,但我却为小说主人公一家人的故事感到心醉神迷。年青的印地安渔民奇诺以采珍珠为生,他采到了一颗“稀世宝珠”,却因此受到当地贪婪成性的恶人的残害。我们几个月来的受难,不是正像他一家三口,妈妈怀里抱着小宝贝,黑夜在丛山中逃避残暴的敌人的追踪?奇诺终于逃出丛山,把宝珠扔回大海,从而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我却仍然在暗黑的丛山中摸索,还不知道是否能出得去。不论结果如何,我决不会扔掉我精神自由的宝珠,它虽眼不能见,却是熠熠生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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