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一滴泪(26)

当晚和哥哥们商议时,我说我发现宁坤还远远没有脱离危险。我不愿惊扰妈妈,可我们必须在为时不太晚之前想出一个办法,能使他脱离危险。我该怎么办?由于事无大小都必须通过本人的工作单位,唯一可行的办法似乎是去找原单位,尽管存在着可以预见的困难。我真怕重访那往事不堪回首的旧地,又跟那些官气十足的上司打交道,当年正是他们把我丈夫送进牢狱,又把我发落到内地的。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能放弃。

第二天,我乘上早班火车前往北京,在新火车站下车。两年半以前那个严寒的冬天,我带着两个小儿女仓皇上路,是从前门旧车站上车的。眼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异客,来到了无情无义的异乡。我挤上一辆开往西直门的公车,一路颠颠簸簸。车上挤满了没有笑容、面有菜色的男女老少。透过车窗,我看到的是同样的面孔。肉铺子是空荡荡的,糕点店的橱窗里只摆着瓶装的汽水。我当年离开后竣工的那些高楼大厦,多姿多彩,将整个城市的阴沉面貌衬托得更加突出。这个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弥漫着一种全城举丧的气氛,沉浸在一种神秘的灾难之中。

到了西直门,又挤上一辆开往颐和园的公车。一路上,我想到那些上司会打各种官腔来搪塞我,但是我决心“死马当作活马医”,也想起另一句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要赤手空拳去闯虎穴了。路上花了两三个小时,终于到了西苑站下车。周围那些熟悉的景物勾起了或喜或悲的回忆,但是我心事重重,顾不上沉浸在回忆之中。我本来希望,在走到学校门口那段短短的路上,不要碰到熟人。偏偏我运气不好,遇上了一个又一个以前的同事。一共有三个英语系老师,在宁坤挨整之前,他们都是经常和他杯酒言欢的。现在对面走过来,连个招呼也不打。

我走进副校长办公室时,他的女秘书差一点儿惊跳起来。我隐约记起在给我“送行”的那次批判会上,她说的那些恶毒话。现在,我站在她跟前,告诉她我从合肥赶来,有最紧急的事要见校领导。她冷冰冰地说:“于校长忙得很。你和我们已经没有组织关系。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我瞪着她的眼睛,毫不迟疑地说:“巫宁坤快死了。我必须马上见副校长。”

几分钟后,我被领进副校长室。他从一本打开的《毛选》上抬起眼睛,伸手指了指一把椅子。

“李怡楷同志,你好吗?”他以往常那种毫无表情的官腔招呼我。“看见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我们总是很高兴的。你在合肥工作,是不是?你来北京有什么事啊?”

“于校长,我爱人在清河农场病得非常厉害。他快死了。”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来请求您帮助。”

“他真的病得厉害?”他漫不经心地说。

“是的,确实非常严重。他长期捱饿,得了恶性浮肿,有死亡危险。”

“这倒确实是个问题。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帮得上忙。你很清楚,他被定为极右之后就从我们学校开除了。他已经和我们没有组织关系。你也一样。你必须相信农场党的领导,相信党的正确政策。现在所有的革命同志都在鼓足干劲大跃进,你必须马上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要是你乐意,你可以请安徽大学的党领导给你指示。可是,大跃进时期,在首都转悠,那是要不得的,何况你还是右派家属。”

他还想给我来个下马威!但是我不吃这一套啦,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于校长,我十分清楚我们两人都和学校没有组织关系了。所以离开之后,我从来没有麻烦过您。现在他生命垂危,只有送他去劳教的单位才能救他一命,才能要求农场马上释放他。”

“听说他病了我也感到遗憾。我也能理解你此时的心情。我希望情况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我确信,农场一定会按照党的正确政策给予他一切必要的照顾。你必须相信党和党的政策。你应该马上回去工作。我校实在无能为力,因为巫宁坤已经不是本校的教授了。”

“确实不是了。可是他在这儿工作过两年,您还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扬过他……”

“我必须纠正你。当时不知道他会堕落成为一个右派分子,我才说过他是个优秀教师的。他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我们将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示宽大。我们送他去了农场,给他一个通过体力劳动改造自己的机会。只要他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做人,他最终就能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他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是个专家,他年纪还轻。他只有四十岁,对吧?要是他彻底改造好了,他还能为人民服务,立功赎罪。所以,当务之急不是为他的健康操心,而是帮助他如何改造自己。”

我忍不下去了。“我感谢您对巫宁坤的关心,于校长。但事实是他快饿死了。我个人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不让他死去,使他才有可能改造自己。两天前我见过他,他已人命危浅了。他就亲手埋葬过一个同炕的右派。要是您拒绝采取行动去救他的命,你们给予他的宽大处理就会无异于判他死刑。巫宁坤有死罪吗?”

“你怎么能这样说?”他略微提高了嗓子。“我们送他去农场改造时并不知道会发生饥荒。”

“当然不知道。”我豁出去了。“他满腔热情,放弃国外的事业,回来为新中国服务,当时他也不知道今天会在狱中奄奄待毙。当初,您和其他领导同志一次又一次来我们家,鼓励他对党和党的政策提出直率的批评,他也不知道后来会打成右派。”

“谁教他说错了话。”他打断了我。“我们欢迎建设性的批评。”“他太傻,他不知道说什么话才符合要求。他已经为自己的愚蠢错误受到严惩,但是,他该在劳改农场悲惨地死去吗?我们的两个小家伙肯定是无辜的。您可能记得,一丁才五岁,一毛至今还没见过爸爸。他们这么小就该成为孤儿吗?”

“由于天灾和苏修背信弃义,我们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困难。任何人都无权抱怨。人人都必须全心全意支持党的国内外政策。”

“当然必须支持。”我附和说。我看得出他正在找遁词。我已经身在虎穴,只有孤注一掷了。也许他只是一只纸老虎。我继续说下去:“我们还必须帮助党和政府减轻供养这么多犯人的负担,想方设法让一些像我爱人那样的人犯获释。他生命垂危,而且本来就没审没判。我恳求您立即采取行动,以免为时太晚。让一个教授饿死狱中,这对学校、对政府,有什么光彩?在能够救他的时候见死不救,这对学校有什么好处?我对您的全部请求只不过是给他一个活命的机会,使他将来有可能为人民和党服务。要是您愿意,您不妨在他痊愈之后再将他送回农场劳改。我小时候常听妈妈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希望这与革命人道主义并不矛盾。我恳求您立即采取行动,不然就来不及了。”

“巫宁坤目前的情况太糟糕了。我们当然不愿看到他死在农场。国家需要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缺乏称职的教授。可惜他以前说了那些话。我来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他保外就医。我不作任何承诺。下次校党委开会,我把这件事列入议程。现在你该回合肥工作去了。”

“下一次党委会什么时候开?”我紧钉着问。

“一两个星期之后吧。”

“我刚说过他快死了,他等不了那么久。您不答应迅速采取行动,我不会离开。您有权采取行动,于校长。我能在学校招待所过夜,等待您的决定吗?”“不,不,这不行,影响不好。我先跟其它领导同志谈谈,然后学校再和农场党委联系。我可以答应你,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得到回音。我只能帮你这么多忙,你决不能再呆在北京了。”

我估计我已经把他逼得够呛了。他是推搪躲闪的,但是在我们交锋的过程中,他那僵硬的态度已经显然软化了下来。可怜的人,他是在延安培养出来的冷漠无情的党员干部,但他终究是个人。也许我来闯虎穴的目的还没落空。我心里怀着一线希望之光跳上回市内的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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